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之治":理论范式与制度全景

我国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理论研究中政党却被遮蔽.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之治"的理论范式可以揭示"中国之治"的独特逻辑.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之治"是以制度为承载,体现在我国国家制度的结构构成及国家治理体系运行过程中.百年大党领导的制度全景和功能机制主要表现为:一是党的中央组织及其制度化运行对国家治理的整体性领导;二是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体制对重大工作的统筹领导;三是党组(党委)制度对非党组织的嵌入式领导;四是归口协调管理体制对具体治理事项的归类领导;五是纪检监察体制对监督体系的统一领导;六是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对军权的牢牢掌握;七是党委统一领导群团工作的制度对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百年大党自身的主体性塑造是决定国家治理效能的最大自变量和决定性因素,因此,要以治党带动治国、催生国家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视角下群团组织志愿服务的功能与发展路径——基于F市的调研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的变化,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及群团组织改革的背景下,群团组织作为联系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通过制度性安排,将开发志愿服务项目、培育志愿服务队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作为参与基层治理的发力点。基于一个县级市F市的调研发现,“治理”转向中基层群团组织志愿服务功能发生了拓展,成为不同建设力量的意见协商阵地、治理服务实施的项目协作平台、社会流动成员的利益协调网络,但实践过程中又存在行动过程离散、资源投放失衡、参与意图偏差等碎片化问题。由此,需要从共建、共治、共享三个理念维度探索发展路径,基层群团组织要调动体制优势打造志愿服务共同体,完善外部服务机制和内部治理能力,健全成长扶持体系和后勤保障制度,推动志愿服务赋能基层治理。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民合作社参与贫困治理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农民合作社被认为是由农户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基于自助和互助原则进行减贫、脱贫活动的理想载体.具体来说,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作用主要体现为:增加贫困农户收入;促进贫困农户实现自主脱贫;完善贫困治理体系等.随着脱贫攻坚工作取得胜利,全国扶贫事业进入"后扶贫时代",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乡村振兴.要进一步巩固农村贫困治理成效,农民合作社还面临一些困境亟须克服,如合作社治贫意识不足、内部精英俘获现象严重、政府合作社与低收入农户之间共赢机制尚未形成等等.基于此,有必要积极提升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能力,发挥农民合作社带领农户致富的经济组织功能以及拓展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服务功能,助推农民合作社将脱贫攻坚前期经验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以使农民合作社在"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中继续贡献力量.     

从自由到自信:"中国之治"的人学自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国之治"迎来了理论化的重要机遇节点.与西方治理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人学为学理根基不同,"中国之治"的人学自觉,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在话语上有一个从自由到自信的发展历程.毛泽东以"人民自由幸福"为理论核心奠定了社会主义人学话语的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人学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人学自觉,塑造了"中国之治"的自信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并升华了"中国之治"的自信话语,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时代要求和"善治"的本质,开创了"中国之治"新境界.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重建市场估值体系问题

随着股权分置试点的进行,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性变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通过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体制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重建市场估值体系的政策建议.     

审计问责视角下国家治理方略实现的路径选择

依法定责而治是中国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根本途径。在权力型社会中,国家治理应从限制政府权力转为明确政府责任。审计问责作为实现良治的重要工具,引导多元主体参与问责,构建政府责任体系并对不同层级提出明确的责任划分,将审计与被审计关系明确为国家治理的派生性契约。这一契约关系的顺利履行需要发挥审计问责的工具理性,并从广度、强度和力度三方面进行拓展及深化,从而实现从"治已病"走向"治未病"的路径。     

浅议我国失业类型及对策

失业是市场经济社会必然的经济现象，但造成失业的原因却明显不同，因而世界各国在治理失业的对策上也大有差异。本文对当前中国失业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总结出我国的失业不仅由总需求不足造成，而且有行业垄断方面和制度方面的原因，因而我国需要建立健全一个全方位的治理失业的政策体系，同时解决或削减总量性失业、行业垄断性失业和制度性失业。     

市域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完善

市域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市域治理目标、机制、工作布局、方式现代化等内容,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S市通过创新市域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统筹谋划能力;推进市域治理法治体系建设,提高依法善治能力;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共建共治能力;推动市域治理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加强数字治理能力等措施,在市域治理现代化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足,有必要从建立高效联动的组织体系,加强法治保障水平,注重标准体系建设,推进智能化建设等方面采取完善措施。     

社会危机治理的主体分析及系统建构

危机治理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但是长期以来,政府一直作为危机应对的唯一主体,承担着大量原本需要社会共同参与的责任。文章试图从“价值-利益”的框架出发,通过对危机治理主体的分析,寻求建构“政府-社会”和谐共治的危机治理模式。     

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的特征、问题及路径——以广州市D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乡村治理要与时俱进，并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治理方案，使其成为更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区域和市场主体。都市型超级村庄由于伴随城市群、都市圈的高速发展，经济高度发达但社会治理滞后而出现系列治理困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城乡融合的实践，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管理民主”向“有效治理”的治理理念转变，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也应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抓手，按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重构以有效治理为目标导向的特色治理体制机制。     

公司治理模式的非普适性与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

从一般理论意义上,企业制度应区分为企业制度一般和企业制度特殊。由于公司治理模式的主要根源在于各国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因此公司治理模式具有非普适性。和谐竞争理论、特定基本经济制度和家化传统将决定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特色。     

美国公司股权结构变动与公司治理

美国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是引起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美国公司股权结构发展到机构投资者持股为主时,其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主要依靠完善的外部监控机制体系。这对我国的公司治理具有一些很重要的启示:一方面应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畸形结构,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从和谐社会视角看教育公平的实现

教育公平主要是指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指标,我国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不公平主要表现为现实的不公平和制度性的不公平.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教育公平实现的主要措施:第一,要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第二,要建立支付转移制度和优惠政策,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支持;第三,要制定面向弱势群体子女教育的优惠政策;第四,要改革高考招生制度;第五,要从制度和法制建设的高度治理教育腐败.     

对机构投资者、独立董事制度与公司治理的思考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一股独大”股权结构所引发的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在股权结构不合理的环境下,独立董事的有效性难以发挥。引入机构投资者使其与大股东抗衡,可以让独立董事真正独立。通过分析独立董事有效性以及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可以探讨引入机构投资者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影响,结合独立董事制度与机构投资者,可以提出解决公司治理核心问题的方法。     

我国公司治理中的文化依赖探析

中国的公司治理之所以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仍然问题不断,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在治理的主客体背后的文化依赖问题,简单的复制一种外国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只有在把握这种依赖的基础上通过培养新的后向文化,辅以制度建设才是解决之道。     

民主政治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问题的关键,是搞好以民主法治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型的变迁,在由权力集中到权力分散的制度转型过程中,稳中求进是中国实现社会和谐的经验总结,制度的设计不宜过于完美。民主政治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归宿,是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和谐社会。     

公司治理文化对创新的作用探讨

公司治理文化有其自身的作用机理,通过制度层次、个性层次和社会层次三个层面影响着企业的创新,同时,有三条作用线路,分别通过限定公司治理的制度选择集、影响企业文化和直接影响到参与公司治理活动的成员,从而最终影响企业创新活动.公司治理文化对创新作用的研究不但为创新型企业的公司治理文化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对公司治理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的配合也具有参考意义.     

纵向交易治理、分工制度安排与企业边界

基于分工的上下游企业的纵向交易治理,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通过引入交易费用,科斯分析了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在科斯的基础上,威廉姆森认为不同的交易对应着不同的治理结构。纵向交易治理不同于一般的对交易治理结构的选择,实质上是对分工制度安排的选择。在选择中,不仅要考虑交易费用,更要考虑不同分工制度安排的收益,而不同的分工制度安排则要通过企业边界的变动实现。     

和谐社会目标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

知识产权事业的繁荣发展,必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中和全球治理结构中加以研究和解决。为此,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考虑应对策略。在构建国际和谐中,要以“主体性”中国的姿态,积极参与修改或制定世界规则。在国内层面,既要更新理念,又要调适制度。要牢固树立“利益均衡保护”的和谐理念,将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原则从“创造伦理”转向“分配伦理,”从“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并以此为指导,改进立法,科学执法,公正司法。在制度调适方面,重点应做好:建构适宜的知识产权限制制度;对知识产权滥用实行反垄断规制;建立解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有效机制。     

证券投资基金内部治理问题研究

相对于一般信托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价格的易波动性及其投资的一致性,为其内部安排统一的契约监护人制度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而公司型基金的独立董事比契约型基金的独立受托人在实现这一制度功能上具有比较优势.优化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的方向应是安排一种能够独立于基金管理公司的机构,代表基金持有人行使监督权,因此面临两种制度选择,一是改变现有的基金托管人制度,二是实行公司型基金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