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村产权改革视角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

农民作为我国一个庞大的集体,对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大多数农户而言,其主要收益性财产是土地、住房和村民共有的村级集体资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产权制度很不完善,产权主体不明确,农民对自己的财产不拥有完整的产权,农村产权市场缺失一直是限制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尽快落实以保障农民收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目标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吉林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路径探析

农民财产性收入是衡量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农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并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富民强省具有重要意义。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吉林省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周其仁——增加中国农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

[简介]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80年代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研究改革与发展问题。90年代后先后到英国和美国多所大学访问、求学。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1995年底回国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如何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基于财富管理的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

我国长期的低利率、负利率环境,导致了以储蓄为主要金融资产管理工具的农村居民难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在当前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下,落实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方针政策,帮农民管好钱,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银行在农村金融服务中,应因地制宜地从传统存、贷、汇业务向创新员债业务和表外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帮助农民积累财富和管理财富,实现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的文献综述

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其对居民的幸福感、居民的消费投资行为和整个社会的收入流动性都有显著的影响。在中国,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必要对国内外财产性收入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文献的梳理,以汲取其合理内核,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福建省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发展研究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人均GDP达3000美元即进入经济加速成长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期。2007年福建人均GDP跨过3000美元关口,如何实现又好又快、平稳健康地由加速成长向稳定增长阶段转型值得研究。文章以福建省为例,阐述了财产性收入发展态势、特点及规模与结构,分析财产性收入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相关思考。     

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路径对策研究

从财产性收入出发,全面分析居民财产性收入概念内容,着重对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路径进行研究,旨在为我国居民资产提供更广泛的收入路径并为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对策建议.     

居民财产性收入高速增长

近几年来,由于各级政府切实落实各项增收措施,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财产性收入高速增长,且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这一变化和发展趋势符合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导向。文章就此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并就拓宽投资渠道,努力创造一个让居民稳定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环境谈了自己的看法。     

对财产性收入论断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说法.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个人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大多数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那么,我们对胡主席这一新提法我们应该怎样把握?怎样看待推进财产性收入的正负效应?     

什么财产性收入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那么什么是财产性收入呢？我们认为,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分析

目前，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最低，增收最困难。与全国和东部农民的收入水平相比，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在农民收入水平上存在着重大差距；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上存在着不稳定差距；在农民收入结构上存在着明显差距；在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上存在着严重差距；在西部地区内部农民收入上存在着巨大差距。     

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广西1995-2008年农民收入和农村信贷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信贷投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并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此提出了加大农村信贷投入的对策建议。     

以公共风险的结构和强度重塑财政政策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和发展目标的变化,财政政策体系目标和运行逻辑也需要超越建立在确定性思维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框架,财政政策供给要根据风险权衡原理,视公共风险的结构和强度进行相机调整.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财政须充分发挥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的作用,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作为财政政策体系运行的目标,与金融环境协调配合,在保证财政自身风险可控前提下,通过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为经济社会注入确定性,降低风险、引导预期,使经济社会系统整体的公共风险最小化.     

提升财政治理能力促进公益事业改革发展

为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促进我国公益事业改革发展,本文以提升财政治理能力为切入点,对当前我国公益事业发展和财政投入现状、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研究提出构建与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新的公共服务体制和财政治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提高金融支农效率、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研究——广西实证

如何进一步大幅度提高金融支农效率、促进农民增收是目前我国和广西面临的重大而紧迫任务。为此,本课题组通过对广西13个市的农民增收基本情况以及金融支农情况的调查,基于DEA模型和因子分析定量研究金融支农效率,试图针对性地找出在确保金融服务三农的前提下,更好地提高金融支农效率、促进农民增收的突破点。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基于1978～2005年数据的协整检验

农村金融的低效率和资本先天的"趋利性"使农村金融部门的储蓄资金避开农村流向城镇,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国家应采取措施,加大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农村金融规模,同时改革农村金融中介机构,并加强农村金融监管,规范民间金融。     

财政政策定义的重构--来自两百年间的文献研究与中国实践的启示

财政政策长期缺乏准确定义,引发两重模糊性:与财政部门的行为相混淆;与货币政策的边界模糊。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求财政、货币及其他政策协调。本文通过重新构建财政政策的定义,消除模糊性,从而为政策协调提供理论基础。本文首先梳理财政政策的词源与其后两百余年间的文献,论证模糊性的存在,并总结理论渊源;在重构定义之后,本文讨论了一般性和具体政策的典型分类,发现新定义既不与公认分类矛盾,又能消除传统概念的模糊。本文重构的定义明晰了财政政策的学理属性与理论边界,提出的弱财政政策的概念对政策制定如何考虑市场平台与政府参与之间的关系有实践意义,该定义的提出为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了概念基础。     

产权范式的企业收益分配问题研究

文章以产权理论为基石,重点研究了产权范式的企业本质观;产权范式收益分配制度是收益分享还是收益独占;产权范式收益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研究表明:现代企业是产权契约联结体;产权范式的企业收益分配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社会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分享制而不是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收益独占制;产权范式的企业收益分配不仅能提升企业生产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确保收益分配公正合理、产权平等保护和机会均等。     

从教科书的变迁看西方财政学的演进

通过对西方当代和20世纪40年代的经典财政学教科书的比较发现,六十年来西方财政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研究方法看,今天的西方财政学大量引入经济理论,使用计量经济学手段从研究主题来看,今天的西方财政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与六十年前已有很大差异.这种演进为我国的财政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视角,其研究成果也给我国的财政学发展以有益启示.     

理解现代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

理解财政,需要转换思维.表面看,财政行为是利益的分配和转移,而从实质看,财政行为是风险的分配和转移.财政通过分配和平衡风险,避免风险在某处聚集并在风险链上放大,避免了危机的产生,这实质是化解公共风险,所以财政的本质功能是通过平衡风险化解公共风险,以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财政的基础性作用在于,只有财政有这种平衡风险的内在功能.与社会共同体面临的公共风险治理要求相匹配,是现代财政的判断标准.如果财政能够很好地平衡风险、化解公共风险,那就是现代财政;通过改革与公共风险治理要求相匹配,就是现代财政改革.新时代的现代财政改革,要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大国财政体系,应对面临的全球风险挑战;织密预算的制度笼子,完善权力的财政治理体系;建立公平与效率融合的财政制度;为形成经济双循环格局"架桥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