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合约与经济增长

基于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过程是一个"企业家生成过程"的理念,本文将企业家生成于市场过程的问题与企业家合约的缔结和执行问题联系了起来,采用数理分析的方法模型化了联体企业家合约的生成过程,并从企业家合约的生成中推出了经济增长的数理表达式。就企业家合约生成而言,创意者和经营者的结合形成一个联体企业家,创意者对剩余索取权的最优要求随自己对经营者才干的预期以及对经营者的监管效率的增加而提高,经营者、投资者对其资产(才干、财富)报酬的要求与信息对称程度、失败残值大小呈反向关系,而与资产价格指数呈正向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和创意价值、激励效率和社会诚信等因素呈现正向关系,而与资产价格呈反向关系。     

经济增长与银行的合约选择

由于信息不对称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影响,为了维持足够的经济增长速度,银行必须考虑签订消除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合约,让更多的可贷资金流向生产性投资,推动经济走向更高的资本积累路径。     

企业家能力、企业家道德风险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企业家的角度对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先是构造了一个基于新古典的模型,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的提高和企业家道德风险的降低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接着又构造了一个动态最优化的模型,结果表明,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后的应用分析表明,国资委的成立可以引致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     

企业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企业家是资源的最终配置者,是技术创新的发动者、应用者和推广者,是制度环境的构建者和市场环境的塑造者,因此,企业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推动力量。企业家转型滞后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的重要原因,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尽快推动企业家的转型。     

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缓解贫困

随着人们对贫困内涵、贫困的性质和原因的认识日益加深,反贫困战略也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向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并重的方向转变。换句话说,反贫困战略日益重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有效的反贫困战略是:既实现惠及贫穷人的经济增长,又实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再分配;而增加贫穷人的受教育机会,提高其知识水平,使贫穷人享受基本的医疗保健,改善其健康状况,解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改善其营养条件,是再分配战略的重要内容。     

民间金融、金融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

本文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民间金融及其对私营企业的成长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民间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得出了民间金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结论。     

创新的合约选择与企业家精神

该文探讨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在科斯一张五常企业理论中存在的合理性.经验上,相对于有形产品,就无形的产品创意进行交易和定价的费用显然要高很多.据此,该文的逻辑大致是:当产品创意的交易费用过高,以至于通过合约出让产品创意的选择受到了限制时,放弃对它进行直接交易和定价,转而对经由产品创意生产出来的有形产品进行交易和定价,就是节省交易费用的一种选择.不过,一旦创新者通过这种间接定价方式实现来自产品创意的收入,那么,理论上它也就成为现代企业理论中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企业家了.     

企业家活动、品牌资本与经济增长

文章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下将企业家生产性活动分解并把品牌资本纳入到代表性企业家生产函数中来探讨最优经济增长问题,从而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差异。基本结论是:一个经济体的最优增长依赖于经济中企业家的比例,经济中企业家的密度越大,经济增长率就越高;企业家通过权衡两类劳动对经济贡献的大小来配置劳动和创新品牌,寻求企业家活动配置组合最优,以使福利极大化。     

企业家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经济增长

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进步速度越快,发展中国家越是能收到技术模仿的好处,从而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越是接近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创新型企业家的作用越大,离技术前沿越远的发展中国家,模仿型企业家的作用往往更明显。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通过知识过滤、吸收、模仿、"干中学",不断积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自主创新积蓄力量,最终能实现模仿式创新和自主创新的良性互动。     

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将对非国有企业的管制引入包含国企和非国企两部门的企业家选择和才能配置模型,研究发现管制和法治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数量效应和配置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减少管制促进经济增长但扩大收入差距,加强法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先降后升的U型而非正向线性关系。模型的数值模拟显示,给定寻租回报,管制程度下降0.1个单位,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上升0.72个百分点。给定扭曲程度,加强法治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先降后升的U型拐点约在寻租回报的1.6处。     

结构性改革、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

企业家的规模扩张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已成为中国推进创新创业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矛盾,而结构性改革能否破解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增长之谜并通过提升企业家质量来实现促增长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机会型与生存型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利用92个国家2001-2016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机会型企业家精神将促进经济增长,而生存型企业家精神将抑制经济增长;结构性改革能够激发机会型企业家精神,同时抑制生存型企业家精神,特别在增长转型阶段,贸易改革、金融改革与产权改革是促进机会型企业家精神的重要途径;结构性改革能通过影响机会型企业家精神实现经济增长.因此,以结构性改革激发和保护机会型企业家精神将是中国实现企业家质量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     

创新的合约选择与企业家精神

本文探讨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在科斯一张五常企业理论中存在的合理性。经验上，相对于有形产品，就无形的产品创意进行交易和定价的费用显然要高很多。据此，本文的逻辑大致是：当产品创意的交易费用过高，以至于通过合约出让产品创意的选择受到了限制时，放弃对它进行直接交易和定价，转而对经由产品创意生产出来的有形产品进行交易和定价，就是节省交易费用的一种选择。不过，一旦创新者通过这种间接定价方式实现来自产品创意的收入，那么，理论上它也就成为现代企业理论中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企业家了。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企业家创新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体系,体现为他们所共有的特质,如创新性、抗风险性、工作态度和自身价值感等等。这些特质会影响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决定内涵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增强国民的企业家精神,促进国民创新投入的增加,是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     

财富效应、消费函数与经济增长

通过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可从不同侧面分析股市财富效应的作用。LC-PIH模型则对股市的财富效应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即持续繁荣的股市所形成的财富效应，可以增加投资者财富和公众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景气预期，改变短期MPC，刺激消费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财富效应的影响程度要受股市规模，股市变动趋势，股价波动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制约。     

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增长阶段的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是以文化为基础的创意,以创意为核心的产业。它不仅追求经济的高速而稳定的增长,而且追求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企业家精神、知识过滤与区域经济增长

如何将新知识转化成经济型知识,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新机会,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旨在通过构建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采用我国2001～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家活动、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对新知识转化成经济型知识的作用。主要结论是这两种机制能够有效穿透知识过滤,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企业家精神

文章认为,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生着由量变到质变的经济升级优化的动态过程,在建立的分析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中,引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进程中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该变量同时通过影响企业家精神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同时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本土企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需要具备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