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简中的积户与见户——兼论秦代基层官吏的量化考核

里耶秦简有一些迁陵县的积户和见户记录。积户实际是县、乡对全年户籍核查和登记的累积户次。从积户与实际户数的关系推算,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迁陵县的户籍在2 000户左右,人口估计有10 000人以上。见户是每年经过“核验、钩校”后新增交纳租赋的民户,主要和垦田(即“舆田”)有关。截止到秦始皇三十五年,迁陵县共有356户交纳租赋。无论是积户的核查和登记,还是见户的审定和统计,秦代基层官吏的量化考核都始终在管理过程中起着保障、推进和奖惩的杠杆作用。     

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兼论钞引制的起源

<正> 唐代中期以后飞钱的出现及其制度化,曾被认为是我国货币制度史上的一次深刻革命。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常常注意到它与盐茶专卖制的发展以及特别是对宋代钞引制而言的渊源关系。近年戴裔煊的《宋代钞盐制度考》与陈衍德、杨权合著的《唐代盐政》两书,都从飞钱与引钞     

秦至汉初户赋再考察——兼论复合型赋税的存在与分化

秦时的户赋包括五月户出钱(可折为布或茧)和十月户出刍(或钱),汉初的户赋则仅指五月户出钱。亦即,从秦到汉初,户赋由对“户”征收税赋之统称演变为五月户出钱之专称。秦及汉初的五月“户出钱”属帝(王)室财政,十月户出刍则收归国家财政。秦至汉初户赋的类似特征及变化,还可在秦汉时期的“以算所征之赋”与“口钱”那里得到参照。汉武帝前,“以算所征之赋”包括上缴国家财政的算钱和上缴帝室财政的算钱(口钱);武帝后,“以算所征之赋”仅指前者,后者(口钱)则独立为专门针对3岁或7岁至14岁人群征收的人头税。自武帝在原口钱基础上加钱补车骑马后,口钱的外延既可涵括上缴帝室财政的20钱和上缴国家财政的3钱,也可仅指前者,后者则被称作“马口钱”。对这些“复合型”赋税内部结构及分化动因、过程、影响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探讨秦至汉初帝室财政、国家财政的分野,秦汉赋税体系的内在演变等问题。     

商业模式与战略关系辨析——兼论商业模式研究的意义

商业模式是从战略研究领域衍生而来的一个重要概念,与战略之间呈何关系的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答案,以至于管理学界对商业模式研究的意义存在争议。本文在简述商业模式研究兴起背景的基础上,基于对商业模式概念三个层次的理解,探讨了商业模式与战略概念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商业模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技术性贸易壁垒理性化路径研究——兼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出路

随着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日益普遍使用,在规范与加强对其合理使用的同时,削减或消除其中不合理的贸易限制成分,即实现技术性贸易壁垒理性化已成为当前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议题。本文试图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理性化的定义与实现路径、国际社会理性化的实践与经验以及未来理性化路径选择等问题做初步探讨,并就理性化中两级市场准入的产生与发展中国家的出路问题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群众路线与反腐倡廉——兼论反腐的时代意义

作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新形势下的反腐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不动摇,深刻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和现实作用,坚持反腐败工作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     

论生产关系层次与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兼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工程之一。这一工程能否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实现有效结合，决定于其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客观关系及其要求的反映或适应程度，因而也决定于人们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客观关系的认识正确与否。由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作为社会经济运行形式，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所以，只有从生产关系层次关系中，才能正确认识两者的客观关系及其要求。     

论知识产权意识培育与高校学术道德教育——兼论当前学术道德问题研究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生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比较严重。调查显示,当前高校学生的学术失范行为多涉及知识产权侵权问题,而高校学生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知识产权意识缺乏是当前高校存在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重要原因。当前的学术道德建设研究忽略了知识产权意识因素是一重要缺陷。知识产权法制教育应是高校学术道德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比较——兼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效用价值论是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决定过程是一个寻找社会关系调节中心的社会过程，而效用价值的决定过程实际是对物的有用性的评价，从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如果物质财富是经济过程的目的，那么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就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一样，财富是土地、劳动、资本物共同创造的。如果经济的目的不是物质的，而是价值的，那么迄今为止所有的价值理论都要重新考虑。     

如何度量金融发展——兼论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歧

在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面临一种尴尬: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歧。对于这一分歧,人们普遍将之归因于理论的缺陷或实践的偏差。本文则由此引申出金融发展的度量问题,将分歧的产生归因于金融发展度量指标的固有缺陷。并以中国、韩国为例,说明金融深度指标并不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可靠指示器,单纯以金融深度指标度量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严重的误导。最后,从金融功能及其作用条件出发,本文初步构建了度量金融发展的复合指标。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的旅游价值与开发--兼论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是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手工技艺方面的典型代表,具有文化历史、审美、经济等方面的旅游开发价值。文章在分析苗族银饰锻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旅游开发现状的基础上,运用实地调研所获取的资料及相关文献,提出了建立苗族银饰锻制技艺资源库、培养传承人、构建认证机制、开发多样性旅游产品、创新营销手段等旅游开发对策,以期能够使苗族银饰锻制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     

中国外交十特色——兼论对外交研究的启示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外交逐步形成了一些有独特性、创造性的理念和做法,包括:发展、主权、责任三大目标的相辅相成;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有理、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细密结合的外交四条线;和谐世界理念的逐步形成;不断充实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形成中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思想;既有连续性又具代际创新的指导方针;渐进、有序的外交转型。这些特色,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变局下的巨大进步,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探索的新天地。     

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兼论东营市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国家、山东省和东营市已明确提出在“十五”期间要把加快城市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带来了城市经济、文化的膨胀繁荣,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城市人口增大、建设规模扩张等,使城市生态环境面临许多问题。为保持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和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和全力解决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矛盾。 　　一、城市化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的经济、地理、文化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同一时期可能表现出城市化水平的较大…     

技能壁垒与劳动力流动——兼论教育产业化的意义

劳动力的流动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命题,甚至是"唯一"的命题.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服务业转移,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     

居民储蓄行为与利率弹性——兼论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从一般意义上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扩大内需也就是要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统计资料表明, 1978－ 1997年的 20年间,消费按照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年均占到 60％以上,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把启动消费需求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本文就利率调整与刺激消费需求问题作一些理论和实证上的分析与讨论。 对储蓄利率弹性的争论 储蓄是经济行为主体为未来创造收入而留出部分产出的过程。一般而言,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有可能成为储蓄行为主…     

论市场经济与社会需求——兼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许多人都这样认为，我国目前农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发展不够，农产品产量低．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这种观点并不全对。说我国目前的农产品还不可能充分满足社会需要，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就经济学意义上说，社会需要和社会需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曾经指出。     

扑面而来的绿色浪潮——兼论绿色产业与企业商机

70年代以来,一场波及全球,对整个世界和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冲击的“绿色革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并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性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主题。与此同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也逐步成为各国政府的发展战略。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发表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就是     

社会主义所有制内涵与外延的反思——兼论新公有制理论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属于现代性范畴,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服务的所有制.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公有制属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某些私有制也属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新公有制论者难以科学界定新公有制,使得他们所称谓的新公有制并非都属于社会主义所有制.     

假日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兼论假日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假日政策的经济有效性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传统观点认为假日政策的有效性与否取决于假日数量、经济发展阶段和休闲活动选择等内容条件,但这仍然无法为黄金周存废之争提供直接的经济学解释。该研究试图从假日结构的角度出发,解释假日政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文章以1995-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为分析对象,对假日离散指数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假日结构设置对劳动生产率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假日集中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最佳假日离散指数为0.98。对比来看,我国2015年假日离散指数为1.12,这表明现阶段我国假日结构设置较为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绩效提升。机制检验表明:随着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假日离散指数越大,其对个体劳动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显著;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较为分散的假日结构更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地,文章还发现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学习效应和疲劳效应对生产率的相对重要程度不同。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在落实带薪休假的基础上,应该推动假日结构向分散化、扁平化转变,在试点行业探索推行弹性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