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变革中的“混合所有制”——20世纪50年代私营工业企业“公私合营”再探讨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企业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公私合营只是一种经营方式,混合所有制只是一种企业制度。"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公私合营转变为私营企业的改造方式,混合所有制也成为私营工业企业的改造机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桥梁。在将私营工业企业改造为公有企业过程中,政府利用了公私合营混合所有制企业分层产权结构的特点,分步骤、分层次地实现了产权变革。     

20世纪50年代中国赶超战略再思考

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选择赶超战略是否正确,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不同意见。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需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中国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赶超战略,是由当时国内外环境和人们的认识水平所决定的,有着内在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其中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论及后发优势理论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原理,是中国实施赶超战略的理论基础;中国国情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内在根据,国际局势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外在因素。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工业变迁特点探析

从历史学的角度探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工业变迁所呈现的五个显著特点:"跳跃"式发展工业的模式、以内迁企业为中坚的"嵌入式"工业发展、优先速成的重工化结构、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发展、以资源为依托的工业格局。回顾这些特点,有助于认识工业经济对甘肃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从而坚定甘肃实现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1954年上海私营工业企业的扩展“公私合营”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的"公私合营"中,1954年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时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集中的上海,1954年的扩展公私合营,不仅有1953年下半年已开始的14家扩展公私合营试点企业的延续,还有规模更大的1954年上、下半年分别展开的近150余家私营工业企业的扩展公私合营。本文以档案为据,在对1954年上海私营工业企业的扩展公私合营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的基础上,认为1954年私营工业企业扩展公私合营,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私营工业企业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成批量的私有企业制度变革,也是此后不久全国范围内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前奏。扩展公私合营最直接的结果是公私合营工业企业在工业中比重的大大上升,并且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私营工业企业向公私合营企业转化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20世纪50~70年代上海“老工业基地”战略定位的回顾与思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中期,上海＂老工业基地＂战略定位形成的条件、过程,及其产生的效能、影响的梳理、考察,探讨这一战略定位在制定、贯彻过程中存在的经验教训,以期从一个侧面,考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经济功能和地位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成因,并对今天上海在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的制定,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     

20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海航路”

构建“日本海航路”交通网络是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环日本海战略”的重要一环，所谓“环日本海战略”，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将日本海对岸的朝鲜，中国东北及苏俄远东地区，划入日本势力范围，形成由日本控制的“环日本海经济圈”，从而实现使日本海“内湖化”的扩张战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日本十分重视交通建设，积极开发“里日本”沿海港口贸易，策划构建由日本经“北鲜”（朝鲜半岛北部）三港直达中国东北的“日本海航路”，力图打通“日满联络最短线”，加深“日满鲜”一体化，最终为“环日本海战略”的实现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资归农”活动运作的特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商业银行出于业务经营及服务社会的双重动机,曾进行过一场颇受时人关注的资金归农活动。这场活动虽然在战前农贷史上占重要地位,但数额微小、地域集中、竞争无序、干预合作社之组织与指导、注重对物信用、期限短促、手续繁杂、利率高于农业利润等为其运作的基本特点,凡此种种都是商业银行在系统性风险巨大特别是缺乏相应制度环境情况下的必然表现。     

土地产权与20世纪50年代的“富农倒算”——以山东L县李绪海倒算案为中心

本文从分析中国传统乡村土地产权关系入手,尝试解释1955年后出现的富农倒算问题。通过对薛暮桥关于山东地权结构的相关论述,以及富农倒算案的细致考察,本文证明山东农村同样存在类似于南方的"一田二主"地权结构,有抵押和土地活卖(典当)等不同的土地交易方式。所谓的"富农倒算",实质上是在地权结构调整过程中,政策规定与土地市场的交易规则出现矛盾所致。司法机关将土地典当视为"改出",将田底与田面的划分视为"倒算",这样就将土改时的中农重新划定为富农。富农倒算案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推动合作化运动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则有力地打击了中国乡村传统市场经济,为全面的集体化改造奠定基础。     

20世纪20年代到抗战结束期间在华活动的“激进派”女记者

安娜.斯特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海伦.福斯特.斯诺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女记者。她们在华期间,不仅仅用自己手中的笔书写着那个时期的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战争,还通过自己其他的举动影响着中国。她们由于或多或少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她们被认为是偏左的激进派。20世纪20年代到抗战结束期间这些激进派的女记者对中国的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探索——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企业改革思想

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重心在于“两权分离”中的“经营权”一侧,其核心是处理股东和董事会之间、董事会和总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一时期,中国逐步告别“短缺经济”,市场供需力量逆转,使得国有企业原有的经营机制缺陷愈加凸显,亏损愈益严重,客观上为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契机。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都表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既要围绕“产权明晰”做文章,同时也必须营造一个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京伦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企业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研讨会,不仅对当时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将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公司治理等微观经济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在中国经济学界传播开来,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变动社会中的金融秩序:20世纪50年代上海安裕钱庄的结束与清理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华东区金融管理处的有关规定,旧钱庄需要在增资之后成为新钱庄,进而接受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此期间有大量中小钱庄停闭,且未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安裕钱庄即是其中一员。此后,安裕钱庄在阶段性的清理工作中,基本完成了清偿旧账、遣散员工、处置房产、整理新账等工作,这些历史细节对于深化理解20世纪50年代变动社会中的中国经济和金融秩序有重要意义。     

20世纪30-40年代保定11个村地权分配的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基尼系数的计算和比较,探讨了保定11个村的土地(主要指耕地)占有关系在1930—1946年间的变化。我们发现:保定11个村的土地不平等程度还是较大的,尽管从1930年到1946年基尼系数都是降低的,即土地占有呈现了"分散化"趋势。而且,从时间上看,这种"分散化"趋势主要发生在后一阶段,即1936—1946年间。把11个村的结论推广到保定地区的农村,其结论是类似的。另外,我们发现,村与村之间在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上也有一定差别。     

目光盯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再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科技政策

<正>重新制定科技发展长程计划夏汉民担任台湾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将近5年,算是比较长的。在其任内,具体拟订与推动的项目很多,包括制定太空科技发展长程计划、产学合作目标导向计划、开发关键性零组件及产品计划,修订《补助延揽科技人才办法》,筹设数个所谓重点国家实验室,加强台湾对外科技合作,与1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推动两岸科技交流,加强开发科     

审视工业企业中的“制造费用”

由于“制造费用”包括的内容及其账户的设置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从而导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制造费用的处理都是极令人困扰的。文章从制造费用的特征入手，从非定义的角度阐述制造费用的本质，并就其具体核算涉及的归集及分配转出环节加以介绍。     

国有垄断行业改革中的利益集团——20世纪80年代以来盐业管制的演进

盐业管制的演进是具有组织优势的利益集团在变动环境中施加影响的结果,案例提供了利益集团推动或阻碍政策从垄断走向竞争的证据,并验证了经典文献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盐荒"时盐碱双方的政策竞争就已存在,20世纪90年代在消除碘缺乏症的机遇下盐业部门促成了食盐专营,但纯碱和氯碱行业对工业盐维持计划管理的激烈反对导致市场部分放开;此后专营弊端不断暴露促使决策者试图改革盐业体制,但缺乏强大且有强烈激励的竞争性集团参与,盐业集团对改革的阻碍屡获成功。     

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竞争及对中国“法币”改革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重心开始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但是由于美国没有及时的承担起或者发挥好其应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到的作用,各主要国家无法达成一致协议,导致英镑区、美元区和法郎区等货币区域利益组织形成。从20世纪30年代英镑区和美元区对中国法币改革的影响过程来看,英国和美国都积极参与了中国"法币"改革,最终美国凭借其强大实力而最终胜出,中国通过与美国签订《中美白银协定》,使得中国币制改革有了所需的外汇储备而得以成功实施。美国倚仗强大的经济实力向中国提供巨额资金以收购自己所需的白银储备,并向中国提供高额贷款,使得中国"法币"币值的稳定依赖于美元外汇储备,这样"法币"与美元就建立了实质的联系,这也证明货币的国际化是以一国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的强大为基础的,国家的综合实力才是货币扩张最终决定因素。虽然美国通过控制中国"法币"而控制了中国货币权,但在客观上也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我国外语教育语种的演变管窥我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50-80年代为例

外语教育是克服对外交往语言障碍的路径选择。外语教育语种的选择应取决于某种外语的使用价值,而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出现了把外语教育的语种选择与政治挂钩,根据国家间的关系来确定外语教育语种的现象,因此这一时期外语教育语种的变化也折射出我国外交政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