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8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统计年鉴》数据,选取相关指标,对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我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8年至2008年中国30个省区的《统计年鉴》数据,选取相关指标,对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我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结构系数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财经时事

中国经济增长呈现五大特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总量还是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姚景源分析,有五个显著的特点是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时代的重要原因。第一,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机制已经发生变化,市场机制日趋完善。第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将是全球市场。第四,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群体、产业构造和地区布局也正在发生变化。其中,支撑…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FDI通过其资本积累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金融发展具有放大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一影响还比较小;"金融抑制"现象依然存在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经历了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后,"金融抑制"现象已有所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现状分析与国际比较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科技创新高地和自主创新发源地。本文分析了中关村自创区的发展现状和国际差距。结果发现,从创园以来中关村自创区经济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创新驱动能力有所增强,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市的发展;虽然其经济规模远高于其他主要自创区,但是在发展效率和创新驱动能力上未呈现显著优势;从国际对比角度来看,作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与美国硅谷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出口、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SVAR模型的研究

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额与FDI(外商直接投资)的月度同比增长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连续负增长,经济增速也呈现明显放缓趋势。基于2008年1月至2013年6月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出口、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十分有限,但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会对出口和FDI产生积极影响,且出口和FDI之间存在明显相互促进作用。     

我国城市化泡沫测度: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发展的现实问题,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生活城市化四个方面对1999～2008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城市化泡沫现象进行了测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35个大中城市从整体上来看,人口、经济和空间都出现了城市化泡沫现象,仅生活城市化泡沫现象不突出,城市总体呈现泡沫化倾向;(2)我...     

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拉动作用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计量模型的分析,使用1983～2009年城市化、服务业综合发展以及人均GDP等的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计量方法对三个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水平提高,但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并进一步分析了在长期过程中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服务业发展的冲击响应。最后针对我国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云南省为例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间的影响机制却颇有争议,分歧主要源于数据差异,也与地理单元和空间密切相关。以云南省县域经济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采用空间经济计量学的分析框架,构建了以城市和距离为基本因素的区域分类体系,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县域经济的增长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但是在不同的县域,两者的关系有显著的差异;只有当城市化率达到21.5%,城市化才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仅有昆明市及少数较大州级市及周边县域,它们的城市化才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基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VAR模型对1978-2011年间中国FDI、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FDI、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并且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是FDI的原因,研究还发现,经济增长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城市化水平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但在长期中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间的动态关系——以江苏省为例

基于已有的研究理论和经验,采用VAR模型对江苏1980-2010年间人口城市化、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江苏的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间有长期的累积循环效应,但效应较弱;人口城市化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提携作用较小;经济增长能带来产业结构的明显提升,但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波动和滞后的;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互动性很弱,甚至两不相干。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城镇化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相信会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川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回顾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对四川省1978—2007年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时间数列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等实证计量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作用相对较强,但是,城市化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是明显。有必要加快四川省城市化发展水平,在分析四川省城市化发展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加快四川省城市化的对策和办法。     

转型期中国城市土地空间扩张问题研究——基于Muth-Mill模型的实证检验

论文分析了经济转型背景下市场化改革和政府制度转型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的空间扩张过程,并基于1998年、2002年、2004年和2006年中国地级市建成区数据对Muth-Mill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人口城市化、交通改善、服务业发展是中国城市空间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分年度的回归表明,近年工业化对城市空间规模的影响不显著;受国家对土地空间规制的影响,城市对农村的相对效用未能影响城市的空间变化.     

中国城市化水平之国际比较

本文首先确立了进行国际比较应该奉行的原则,在此原则下,许多有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观念必须做大幅修正.我们发展,中国的城市化仅仅略微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城市化并非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长期较高的积累率导致了城市化/工业化比率的居高不下;中国应该更加重视大城市的作用.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省际差异分析

采用聚类分析方法、相关分析方法和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省际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有着较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个别地区(如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与城市化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的发展是由其他因素促成的;天津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极限,而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更重于狂热地进行城市化.     

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实证研究

基于1989-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设定了协整模型,分析了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在总体上,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间的差距较大,城市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因此,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将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城市化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消除地区经济差距。     

"城镇化"的背景与发展趋势

"城镇化"是我国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特定体制背景下的产物,自1990年代以来,"城镇化"的背景和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单纯的小城镇发展战略矛盾突出,实现由"城镇化"向"城市化"的战略转变迫在眉睫.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战略,不仅是城市化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更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The paradox of China's growing under-urbanization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China began the socialist era as a very under-urbanized country relative to its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that it has been eliminating this urbanization gap during the post-1978 period as a result of its economic reforms. Our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 capita income and urbanization that underpins the conventional view suggests that China was not under-urbanized before or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form. Actually, China's urbanization gap appeared and grew in the late period of reform despite mass migration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This growing urbanization lag is mainly due to the slow pace in eliminating restrictions on rural–urban migration during a period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We call attention to this emerging urbanization lag as it entails significant economic costs in employment and retards economic growth.     

秦虹:未来十年房地产随城市化重质减速

未来十年中国政府主动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有意识地控制货币发行总量,城市化进展的速度会有所下降。中国没有了房改扩张市场的制度安排,以及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分流市场需求,所以未来十年中国房地产企业有空间、会增长,但是增速会放慢,开发企业需要适应政策和市场变化,积极的自我调整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