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罪研究

集资诈骗罪作为我国金融诈骗罪体系中的第一号犯罪,不仅严重破坏了国家对融资活动的管理制度,也给人民的财产安全带来极大隐患。尤其是近年来各种集资诈骗活动十分猖獗,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对集资诈骗罪进行系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集资诈骗罪若干认定问题探析

在集资诈骗罪认定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不存在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集资诈骗行为;区分本罪既遂与未遂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集资款为标准;并具体分析了本罪罪数形态中法条竞合与牵连犯的认定,以及共犯中如何确认犯罪数额的问题。     

社区刑罚应当以报应论为基本规诫

社区刑罚的根据应当是报应论限制和制约下的以教育刑论为核心的综合论。文章认为,社区刑罚应当以报应论为基本的规诫,以满足正义和秩序的要求;社区刑罚应当以教育刑论为核心规诫,以满足矫正犯罪人的要求;社区刑罚应当适当考虑剥夺犯罪能力论的要求,以争取社区群众的支持。     

论贷款诈骗罪

本文利用比较和实证分析方法,对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进行剖析及论述,深刻理解并掌握贷款诈骗罪,并提出笔者的见解：在法定刑的配置上,应考虑横向的相关罪名间的刑罚水平的协调和平衡问题,以完善该罪法定刑。     

涉不可抗辩条款的保险诈骗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本文由帅英骗保案引入涉不可抗辩条款的保险诈骗罪法律适用问题。基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对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和刑法保险诈骗罪的各自规范目的和相互关系进行梳理,旨在解决涉不可抗辩条款的保险诈骗罪法律适用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应当肯定刑法在设不可抗辩条款的一般性违法行为具有"质"和"量"的可罚的违法性时,介入涉不可抗辩条款的保险诈骗案件是具有正当性的。     

论贷款诈骗罪

本文利用比较和实证分析方法,对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进行剖析及论述,深刻理解并掌握贷款诈骗罪,并提出笔者的见解:在法定刑的配置上,应考虑横向的相关罪名间的刑罚水平的协调和平衡问题,以完善该罪法定刑。     

论P2P网贷平台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

作为互联网金融的组成部分,P2P网络借贷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大众投资渠道,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然而在网贷行业发展过程中,不少P2P网贷平台发生异化,突破信息中介定位,游走在非法集资边缘。平台异化后的设立资金池、自融以及债权转让等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刑法规范的滞后性使得针对P2P网贷平台非法集资行为的刑事规制过度或者不足,因此需要基于保护金融创新的理念完善非法集资犯罪的入罪标准。     

鹦鹉

5月4日,有"天使大哥"和"民问创投第一人"之称的红鼎创投创始人刘晓人独自走进浙江省德清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突然宣布自己无力偿还巨额债务,主动自首.6月10日,德清县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批准逮捕刘晓人.德清检察院逮捕令认定:2006年7月至今,犯罪嫌疑人刘晓人以经营杭州红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名,虚构集资用途,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明知没有偿还能力而对外大量骗取资金,用于支付高额借款利息、购买房产、汽车等.累计集资达2.1527亿元,无法偿还集资款1.9757亿余元,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论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集资诈骗罪是一种法定目的犯,“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是认定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心态、区分此罪与彼罪的关键,对其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     

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正当性解说

企业的本质是一个多边契约联合体,是由一系列目标不同且可能相互冲突的个体和群体所构成的复杂契约系统。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企业必须采用恰当的方式满足这些利益要求。企业契约论、产权论、资产风险论、人力资本论、经济民主论、参与论、社会责任论、财富创造论等都为企业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提供了正当性解说。     

对诈骗罪未遂问题的探讨

诈骗罪应以财物所有人或权利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支配权为既、未遂的界定标准,诈骗罪未遂的犯罪数额指行为人意图骗取、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拟自愿交付但未实现的财产损失数额。参照盗窃罪的相关司法解释,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目标的诈骗罪(未遂)应当定罪处罚,原则上达到数额较大的诈骗罪(未遂)均可以定罪处罚,当诈骗罪既遂与未遂并存时,以重刑吸收轻刑从重为量刑原则。     

关于贷款诈骗罪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贷款诈骗罪”的设计,将“单位”排除在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之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难以认定,罪状面窄。建议将单位列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增设贷款虚假陈述罪。     

论对公职人员的诽谤除罪

诽谤罪是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在刑法领域对抗的产物。对公职人员诽谤行为的成罪有着历史、社会、宪法、利益权衡等方面的考虑，但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已失去正当性。作为公权力具体执行者的公职人员背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其人格权也应受到适当限制，受到公众的更大监督。那些对公职人员合法的监督和批评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必须被保护。通过法益比较、宪法分析，排除了对公职人员诽谤行为的刑罚正当性与紧迫性，排除了对公职人员的诽谤行为的犯罪规定。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法经济学分析

《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欠薪逃匿行为的预期惩罚过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意味着欠薪逃匿行为收益上升,导致该行为呈高发态势,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失。这是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经济原因,也是刑罚调整欠薪逃匿行为的正当性基础。社会成本的最小化是该罪法律适用的经济目标,也是刑罚调整欠薪逃匿行为的必要限度所在。为此,应当全面衡量其社会成本,对"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作限缩解释,正确适用该罪的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规定。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预备形态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直接故意犯罪,目前对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的认识,学界基本上趋于一致,但对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停止形态的研究尚未展开。本文认为,合同诈骗罪的预备形态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合同诈骗罪的预备形态的研究,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十分必要的。     

税及税法的正当性研究

关于税及税法的正当性研究,学者们大都集中从宪法及相关法律中去解读,也就是从税收法定主义的角度上去分析,这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税及税法的正当性包括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形式正当性为:税收法定主义,由于我国的特殊性,笔者在对税收法定主义检讨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实质正当性为:课税对象的市场关联性以及量能课税理论和对偿理论的互动、配合。只有从形式正当性和实质正当性上去分析才能为税及税法的正当性找到理论依据、为其奠定理论基石,才能更好地为税法的定性提供理论来源。     

浅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形式界定存在的争议及其认定

合同诈骗罪之所以区别于普通诈骗罪及其他诈骗罪的关键在于是否利用了"合同"这一形式。因此合同概念的界定则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讨论了构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浅论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形式界定存在的争议及其认定

合同诈骗罪之所以区别于普通诈骗罪及其他诈骗罪的关键在于是否利用了"合同"这一形式.因此合同概念的界定则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讨论了构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保险诈骗罪的学理研究

保险诈骗罪是刑法新增加的罪名，从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入手，对保险诈骗罪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加以论述；对不同行为方式“犯罪主体”的认定、保险诈骗罪“犯罪着手”的认定、保险诈骗罪“是否存在犯罪未遂”的认定以及保险诈骗罪“罪数形态”的认定等问题做了探讨。     

惩罚的伦理学辩护与教育建构

惩罚是指对个人或集体所进行的合法戒责,旨在制止某种行为的发生。对于惩罚,当前主要存在三种视角的辩护。回报论(应得论)认为惩罚可以矫正因过错而导致的不平衡;结果论(功利主义理论)认为惩罚可以对犯有过错的人及其他人形成威慑,使其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赔偿论(补偿受害者的理论)则认为只有惩罚可以有助于赔偿受害人,实现公正。三种理论的分析都能某种程度上为惩罚辩护,但均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弊端。在当前的学校语境中,教育者应该在尊重学生人格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三种观点,追求惩罚的正当性和教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