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湖北省当阳市两个农民用水户协会案例研究

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视角,通过湖北省当阳市两个农民用水户协会案例的对比分析,研究了制度规则以及领导者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健全的制度规则能促进组织成员的沟通、约束个体行为、有利于集体行动的一致性,从而促进组织社会资本的提高;优秀的领导者既能与组织外部保持良好的沟通与联系,又能在组织内部建立互信的干群关系,进一步促进组织社会资本的提高;集体的制度规则与领导者作为外生变量通过作用于社会资本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产生影响;不同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都起到正向影响。     

农地流转、集体行动与村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基于湖南省团结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集体行动的逻辑视角分析村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机理,以团结村为例,探析农地流转后村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水平的变化。研究显示,村庄规模与成员结构是影响成员参与供给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农地流转改变了村庄规模及成员结构,使村庄中经营农业的成员数量减少,村庄成员结构由同质性变为异质性,村庄从个体规模相等且规模很小的大集团变成个体规模不等的小集团,促进了集体行动的形成,最终提升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水平;提出了鼓励有条件的村庄有序稳定流转农地、农地应适度规模经营、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发挥村委会在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中的作用等政策建议。     

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5年陕西、山东、河南、宁夏和内蒙古五省1570户农户和100个村庄的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利用Tobit模型,选择经济异质性、退出选择、社会异质性和性别四个维度来表征异质性,考虑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实证分析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水平较低,经济异质性中,农业收入和小农水供水量的增加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层面的姓氏异质性和是否成立农户用水者协会以及农户层面的是否担任行政职务是影响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三个重要社会异质性因素;而退出选择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影响较为复杂,取决于退出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具体特征;性别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本文利用2015年陕西、山东、河南、宁夏和内蒙古五省1570户农户和100个村庄的数据,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利用Tobit模型,选择经济异质性、退出选择、社会异质性和性别四个维度来表征异质性,考虑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实证分析异质性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水平较低,经济异质性中,农业收入和小农水供水量的增加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村庄层面的姓氏异质性和是否成立农户用水者协会以及农户层面的是否担任行政职务是影响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三个重要社会异质性因素;而退出选择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影响较为复杂,取决于退出选择和集体行动的具体特征;性别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     

何以破解农业推广组织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基于金丰公社的案例分析

农业技术与知识的准公共性,容易诱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使农业推广组织合作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以金丰公社为例,分析伙伴选择与制度约束对农业推广组织合作的影响,探索治理农业推广组织合作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途径。研究发现,市场导向与关系导向的伙伴选择有利于规避成员搭便车行为,促进异质性知识和资源的获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可以约束与激励个体采取有利于集体利益的行动,实现合作网络的自组织管理;伙伴选择与制度约束机制在集体行动中存在交互影响,有利于破解组织合作的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在推广组织合作过程中,需要结合资源、能力与业绩等市场特征,考虑认同、信任与声誉等社会关系选择合作伙伴,并利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加强关系治理,从而构建互利互信、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林业专业合作社集体行动研究——基于福建省尤溪县3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森林资源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森林资源的有效治理严重依赖于基层农民的集体行动,因此探究农民参与森林资源经营与治理的集体行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林业专业合作社的集体行动形成的构型"作为核心研究问题,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和因果复杂性的视角,以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为研究方法,对福建省尤溪县30个案例林业专业合作社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了3条具有外部推广效应的集体行动构型。结果表明:(1)自然地域条件、通用制度规则和政治经济同质性的条件组合可以使得集体行动的结果形成;(2)自然地域条件、通用制度规则和话语权的条件组合是形体行动形成的重要构型;(3)当缺乏良好的自然地域条件并且集体内部政治经济同质性较低时,较高的政治经济同质性和集体内部具有权威性的话语权也可以使得集体行动发生,进而可以将集体行动形成的构型归纳为"资源-制度结合"型和"政治-经济带动"型。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政策启示:(1)从自然资源和制度供给方面入手,采取适度的林地资源整合,并且在合作社治理中引入公司治理模式;(2)从政治经济同质性与话语权方面入手,为林业专业合作社设置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建立社员微信群,并且由村两委和具有企业家背景的乡村能人担任合作社领导人。     

“财散人聚”还是“人财两散”：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来自河南省381宗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经验证据

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中国村庄集体行动的再造绘就了美好愿景，但其实践成效仍有待检验。本文利用河南省381宗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分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股份合作制改革显著提升了村庄集体行动水平；第二，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提高集体制度供给能力、增进集体成员互信程度、强化集体成员监督意识等方式提升村庄集体行动水平；第三，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依村庄成员规模、有无“第一书记”、资产类型、村庄区位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第四，“严要求、宽落实”“重自选、轻规定”两类政策执行偏差均显著抑制了改革的集体行动促进效应。     

集体行动逻辑视角下合作社原则的变迁

本文尝试运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的主要观点解释合作社原则的变迁。研究发现,合作社核心原则的变化来自对促进合作行为和合作组织产生与发展的激励性需求,实质上可视作一种“选择性激励”制度,目的在于消除社员的“搭便车”行为,促成集体行动的成功。本文同时根据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两点质疑。     

成立社区林业股份合作组织的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福建省沙县X村股份林场的案例

如何调动单一农户的投资和经营积极性,一直是中国集体林权和管理政策实践与研究的优先方向,社区如何形成集体行动来管理森林则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依托于行政村或自然村成立的社区林业股份合作组织在一些地区兴起,取得了较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文研究基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及其团队开发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分析了福建省三明市沙县X村股份林场形成的诱因、主要制度安排及其集体行动的形成条件。研究发现,社区可以能动地形成集体行动,克服集体林承包到联户所存在的规模小、造林和管护难、收益分配不公等弊端,形成社区林业股份合作组织成立所需要的林权、收益分配、决策管理等制度性安排,实现社区森林管理模式的创新。由村集体管理的一定规模林地的存在、社区成员生计方式的相似、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形成成立社区林业股份合作组织这一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政府不宜对集体林强制推行单一的承包到户和市场化改革方案,要重视社区内部的集体行动,促进社区森林管理的发展,鼓励采用多样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不同主体对森林资源的多样化需求。     

制度规则影响小型农田水利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基于湖南省192个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调查

本文以湖南省三县192个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调查样本,通过建立二阶段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制度规则对小型农田水利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越趋于平原湖区、治理主体产权界定越清晰,按顺序取水的分配规则越强化、农水使用者越按比例投入和政府投入逐步增加,小型农田水利治理绩效越好;小型农田水利的排他程度、管水员的管理和政府的监督也对小型农田水利治理绩效有重要影响。     

集体行动视角下纯农社区的乡村治理逻辑——基于鲁北地区S村的个案观察

自治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贯制度特征;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是分析乡村治理过程的有效线索。通过对S村灌溉、复耕、修路和规模种植等集体行动事件的"深描",以实现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场景化解读;同时,对案例的反思和案例间的对比,发现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机理。从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的交互影响来看,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包括选择性作为、双重性效应、权宜性嵌套和带头人依赖等四方面内容,这也构成了中国的乡村治理逻辑。     

小农户的集体行动逻辑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对我国农村集体行动进而乡村治理的成败具有决定性影响。本文以我国小农户的特征为切入点,利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剖析小农户参与农村集体行动的逻辑,揭示我国小农户的特征和对农村集体行动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我国小农户参与农村集体行动的趋势。总体而言,小农户的诸多特征不利于我国农村集体行动的开展,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以来,人均资源禀赋不足、耕地细碎化严重、农户持续分化等小农户特征,是导致我国农村集体行动衰败的重要原因。长远来看,土地流转、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创新和农户收入提高等因素将有助于扭转我国农村集体行动的衰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新的契机。     

农田水利制度安排的几个前提

税费改革后，农田水利成为农村公共物品问题研究的热点。在讨论农田水利制度安排中，多数研究者侧重于制度的效率而对制度的其他方面关注不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同区域，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作物类型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对水利有不同的需求。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且农村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田水利供给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粮食安全。     

小农户集体行动研究文献综述——基于市场准入视角

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分散的"小农户"联结"大市场"时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与挑战,集体行动成为帮助小农户克服市场准入障碍和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矛盾的一种有效形式。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小农户集体行动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从市场准入视角对小农户的市场准入障碍、集体行动对小农户市场准入的影响、集体行动的组织类型及其评价以及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四方面进行了综述。本文发现,国内外均对集体行动有一定的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相对成熟且视角更全面,而国内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     

合作社制度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思考

本文从集体行动的逻辑出发,针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践中的几个问题,分析了合作社制度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关系.笔者认为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缓慢的原因;"骨干成员"存在的合作社由于能促成集体行动而发展较快;面临市场环境变化和竞争压力,合作社在实践中运用一定的强制、承认差别以及向成员提供选择性激励等措施来促成集体行动的实现;当前政府对合作社的扶持应转变到完善合作社立法、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上来.     

乡村能人与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给合作社的农民带来集体收益。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是一项集体行动,面对着“集体行动困境”,在欠发达地区的特殊环境下,这种困境被加剧了。恰当地发挥乡村能人的作用,实现政府、乡村能人和普通农户的良性互动,在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中,超越“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农村集体土地存贷合作社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彭墩村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对土地存贷合作社的运作模式和绩效进行分析,为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提供新的思路。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个案分析法。研究结果:土地存贷合作社的制度创新源于当事人对外部利润的追逐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创新的同意一致性,制度的成功运行在于其满足农民集体行动的逻辑。研究结论:土地存贷合作社是符合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发展方向的一种制度变迁。     

鄱阳湖渔业资源管理困境及控制策略——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探讨

加强鄱阳湖渔业资源管理,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鄱阳湖渔业资源管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行动个体理性行为的非合作博弈必然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如鄱阳湖渔业资源捕捞面临“公地悲剧”、鄱阳湖资源开发利用深陷“囚徒困境”、鄱阳湖渔业资源管理遭遇“集体行动悖论”。因此,完善体制、明确责任、利盎激励、合理监督、沟通协调、自律管理等制度安排是解决鄱阳湖渔业资源管理遭遇集体行动困境的治理路径。     

林业专业合作社集体行动研究

以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上源村林业专业合作社为例,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IAD)分析林业专业合作社的形成、治理模式,结合行动情境内部的7个规则变量,探究林业专业合作社内部集体行动形成过程。结果表明:上源村林业专业合作社内部集体行动水平受行动情境内部7个规则变量的影响,并在这7个规则的联合作用机制下形成了较高水平的集体行动,有效发挥了林业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林业专业合作社内部集体行动形成过程中,边界规则确定了林业专业合作社资源与成员规模,身份规则决定了林业专业合作社成员的职能,范围规则、选择规则、偿付规则和信息规则决定了林业专业合作社成员的权利、收益、成本和监督水平,聚合规则提高了林业专业合作社成员对集体行动决策的控制水平。     

贫困治理视域下小农集体行动的现实需求、困境与培育

扶贫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扶贫开发的过程正是向贫困地区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扶贫态势的新变化对贫困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培育小农集体行动能力有助于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升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改善乡村治理结构,对新时期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尽管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长期由政府主导的扶贫体系促使农民集体行动能力不断弱化,但我国传统社会的经验和城乡要素的良性互动仍然为小农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因此,各方主体应在扶贫过程中重视小农的集体行动,从制度建设和强化社区内生发展能力促进小农集体行动能力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