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估算、分摊与筹措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将农村转移人口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各级财政将会为此发生巨量支出。本文计算了将现在已经在城市居住的农村转移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按现行政策财政必须新增的资金数额。结果表明,以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为将现有15 863万已在城市居住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将新增支出18 091.58亿元。如果将计算范围扩大到现有的2.6亿农村转移人口,则计算结果将增大到29 651.76亿元。文章认为,尽管资金量浩大,但只要精心进行时间、空间分布设计,注重全国范围内均衡启动、进行相关财政支出的结构性调整,并从"钱"、"地"、转移支付等方面进行机制设计,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浩大工程是完全可以期待圆满完成的。     

关于当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了,客观地说,这一基本国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显然出现了诸多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目前极有必要对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和完善,以使其能与社会经济持续、均衡、健康的发展保持一致。     

从公民的生育权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公民享有生育子女及获得与此相关的信息和服务的权利,该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公民的生育权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但在实践中,公民的生育权往往受到侵犯而得不到保护,通过对生育权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分析,提出完善计划生育工作、保障公民生育权的一些建议。     

城乡统筹视野下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政策融合之思考

在大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今天,人口计划生育必须面对并着手解决城乡统筹各事项进展中涉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的问题以及矛盾。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公共政策存在的不相适应、不相融合的状况已成为许多问题与矛盾的焦点。分析了现有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融合状况,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计划生育保险保障制度现状评价与政策建议

农村计划生育保险保障制度在我国部分地区试点并得到发展,但有效的保险保障机制还未形成,一些地区的生育保险筹资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相应配套制度滞后.应从战略地位上高度重视农村计划生育保险保障制度发展,建立有效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社会政策体系,构建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商业保险的保险保障功能,注重计划生育保险保障与相关制度的配套发展.     

中国农村计划生育保险保障制度现状评价与政策建议

农村计划生育保险保障制度在我国部分地区试点并得到发展,但有效的保险保障机制还未形成,一些地区的生育保险筹资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相应配套制度滞后。应从战略地位上高度重视农村计划生育保险保障制度发展,建立有效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社会政策体系,构建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商业保险的保险保障功能,注重计划生育保险保障与相关制度的配套发展。     

从人口老龄化看中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实证分析

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结果反映,即使中国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的作用.但与国际相比较,经济因素作用仍相对较小.通过10年外推预测发现,未来中国入口结构趋势是老年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劳动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少儿人口有所下降,因而老龄化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的主要人口问题,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因而现阶段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从人口老龄化看中国未来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原因的实证分析

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点。结果反映,即使中国实施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的作用,但与国际相比较,经济因素作用仍相对较小。通过10年外推预测发现,未来中国人口结构趋势是老年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劳动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少儿人口有所下降,因而老龄化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的主要人口问题,将会对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因而现阶段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全面二胎政策的社会经济效应与计划生育工作转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展了"全面两孩"政策的重要部署工作."全面两孩"政策拥有诸多社会效应,如有利于缓解婚姻挤压及促进独生子女健全人格的养成,此外,还具有诸多经济功能,如缓解劳动力短缺情况及活跃婴幼儿用品市场等.基于人口过程角度来考量,目前所开展的激化生育工作,需从"大人口观"转型于生殖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关爱女童及加强围产期保健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趋势与政策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变化趋势;政府相关政策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2001年之前,政府关注的焦点是"是否"对外直接投资,由于海外投资理念欠缺、外汇储备约束、投资项目与用汇指标审批严格,导致相关政策趋于保守;2001年之后,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政府关注的焦点变为"如何"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审批与外汇使用权限逐步下放、地方投资试点改革先行先试,相关政策日益积极。从"强制性"到"混合性"政策工具的过渡,有利于构筑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新格局,将促进中国企业在全球配置资源。     

社会成本视角下粮食规模经营补贴政策优化策略研究

基于我国粮食生产规模与效率同步提升的视角,以粮食生产规模扩张的社会成本概念厘清公共财政补贴与市场主体分担的责任边界,系统分析社会成本指向下粮食规模经营补贴的现实偏差与问题。研究表明,进一步促进我国粮食规模经营,必须明确规模生产补贴目标,构建成本分担机制;明晰规模经营培育成本,强化规模生产行为;实施社会成本补贴标准,促进补贴效能增进;建立成本责任监督机制,提高财政补贴绩效。     

浅析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进程中的中国外资政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国际直接投资日趋自由化流动.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兴起在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国际分工深化的进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是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大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和市场结构还不完善,如何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推进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进程,积极合理地扩大引资规模,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本文试图探寻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的经济机理,总结出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有效制度安排对现行制度进行调整,以期更好地把握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实践及进一步融入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进程.     

中国食品工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简要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工业的现状、特点及其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促进作用,接着讨论了中国食品工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食品工业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出口贸易、劳动力就业和农业发展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应该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市场垄断问题,二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9)

该文分别采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因果分析三种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该文的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因子分析与因果分析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说明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不是投资环境恶化,中国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采取的差别政策待遇所引起的,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9)

本文分别采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因果分析三种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因子分析与因果分析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说明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不是投资环境恶化,中国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采取的差别政策待遇所引起的,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衡”：漠视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是企业的外生成本，是企业不愿承担的，包括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力资源及道德等各方面的成本。中国现阶段社会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对社会成本的重视不够，仍走“以高投入促增长”的老路子，忽视了经济增长背后的巨额社会成本。加强对社会成本的认识，了解其包含的内容，制定控制社会成本的各项措施，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2012年1-5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本刊讯据商务部外资快报统计,2012年1-5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261家,同比下降12.1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1.1亿美元,同比下降1.91%。5月当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45家,同比下降6.1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29亿美元,同比增长0.05%。     

2011-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研究与分析

本文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政策调控的取向、时机、重点、力度的建议:控制通胀比较紧迫,稳定增长的时间安排比较重要,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最为突出;宏观调控政策要统筹兼顾,具有统一性和全局观;加强价格调控和资源价格改革,促进消费和生产物价指数平稳可控;中期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长期推动人民币结算;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扶持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严格完成今年节能减排任务;推动进口便利,降低人民币中期升值速度,区域合作抵抗外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