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域开发管理中的区域利益协调

流域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类型，既是由分水岭所包围的自然区域，又是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进行以水资源开发为中心的综合开发的重要单元，构成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流域内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联极为密切，地区间相互影响显著，具有整体性和关联性、区段性和差异性、层次性和网络生、开放性和耗散性等特点。在流域开发中，流域内部各行政区域之间、上下游之间，甚至不同流域之间，都存在着利益分配问题，它们是流域开发管理矛盾的症结所在，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以协调流域内各区域之间的利益关系。首先必须解决与水资源相关的外部不经济问题；其次处理好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再就是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基于社会资本的科技创新策略——以粤港澳为例

2009年颁布的《珠三角发展纲要》把推进粤港澳区域深度经济整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成为推动粤港澳经济合作战略重点转移的核心举措之一.本文以近几年颇为学术界认同的解释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变量“社会资本”为研究工具,在对粤港澳区域科技创新现状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认为,培育区域创新网络为核心的区域社会资本是促进粤港澳科技创新发展的首要任务.理论建议是,将区域创新机构离散化;多节点发展区域创新网络:加强区域间企业的纵横关联.实践对策是:促进三地高校等研发机构的科技合作;完善粤港澳科技园与研发机构的合作机制;建立利于创新网络的信任型区域文化;建立推动粤港澳科技创新的组织保障.     

流域经济协作区:区域空间重组新模式

流域经济协作区是一个生态系统与经济生产系统、社会文化紧密耦合的生态经济系统。以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地域单元，能够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的互联，充分发挥资源秉赋优势、克服地区产业结构雷同，获得域际分工效益。本文讨论了设立流域经济协作区的理论基础、流域经济区的功能特性及其实施的现实意义和相关的政策措施。     

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演化机制研究

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处于一个动态、开放的框架中。在既有理论基础上，以复杂网络为研究视角，解析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同时利用可分离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实证分析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演化驱动机制。结果发现，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整体结构处于动态演变之中，网络主体结构存在4个凝聚子群；进一步，网络传递性、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研发投入对网络边形成的促进作用均有所增强；各区域人均GDP对网络中新关系形成和已有关系解除的影响程度相当；各区域市场占有率对网络边消失的影响程度不断提升。研究结论丰富与拓展了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可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撑。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

随着竞争的加剧,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获取竞争优势、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区域经济合作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的缺失,直接影响到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作为不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平衡、协调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是突破现有制度瓶颈、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途径。     

城市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为例

本文利用2003-2007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所属省份的县市数据,使用断点回归法研究了城市圈的形成对城市圈整体经济绩效的影响以及城市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和路径。由于城市圈基本围绕中心城市而建立,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是决定一个地区是否属于城市圈范围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以通过比较城市圈临界线附近县市样本,进而判断城市圈形成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圈的形成主要通过蒂伯特选择机制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两个路径改善了城市圈区域的整体经济绩效;并且城市圈的形成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北京未能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带动京津冀城市圈区域的经济增长,而长三角城市圈和珠三角城市圈地区则都受益于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     

中国创业投资区域网络结构与区域合作研究

为揭示创业投资空间行为，促进创业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运用社会网络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角度剖析我国创业投资区域网络结构，并分析区域间投资合作行为及区域网络的形成。结果表明：我国创业投资区域网络节点间具有互惠性；区域网络可划分为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其中核心区成员稳定，各区域节点整体上呈现从半边缘区向边缘区移动的趋势；核心区发展主要依靠核心区内的相互投资，表现为地域上的投资集聚；半边缘区表现出较强的吸引力，主要依靠区域资源及禀赋吸引核心区创投机构投资；核心区节点主要是因为其属于核心区所以更倾向于投资合作关系的形成，而不仅仅是因为关系形成的另一端与自身属于同一区域。     

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特征分析

从经济、产业、社会和资源四个方面,构建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选取1991和2008年为研究截面,对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划分县域发展动态类型,分析其变化特征,揭示其格局变化的影响机制。依据2008年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和1991—2008年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排名变化,将湘江流域县域划分为高水平增长、高水平下降、一般水平增长、低水平增长、低水平下降等15个基本类型。1991—2008年,湘江流域县域发展水平变化各异,随时间变化,县域发展水平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空间分布趋向集中。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历史基础、特色产业以及区域发展政策是影响县域发展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湘江流域不同类型县域的发展对策。     

湘江流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战略

湘江作为天然的纽带,将永州、衡阳、长沙、岳阳等历史文化名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湘江流域历史文化名城目前存在着建设性破坏、场所特性消失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而实现名城保护与开发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城市经营、公众参与、区域合作、差别定位、旅游兴城等为湘江流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战略思路。     

京津冀城市协同发展的思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要完成国家赋予的重大任务,助力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京津冀地区应:突出比较优势,实现区域合理分工;重构区域功能,构筑空间新格局;完善交通网络,构筑交通支撑体系;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论先秦时期的人居涉水实践智慧

先秦时期的人居实践饱含原创定向智慧。水作为重要的人居要素是早期人居发展的依凭，亦是实践之对象，从整体环境观角度对其进行关联而系统的考察，有助于揭示早期多层面人居实践与自然环境间关联调适智慧。综合文献与考古材料二重证据并结合地景格局，从区域、流域与城邑3个层面提炼涉水实践智慧：区域层面主要体现在治水实践顺应于自然规律的疏导与调蓄策略，是基于人居开发与环境资源利用间协同智慧的体现；流域层面反映在城邑群化分布与异态营建的综合适水上，互通交融的网络化水系搭织是人居展拓需求下的智慧营建；城邑层面则表现在择址、营城的因任思维和识时务的迁城避患方略。区域、流域与城邑不同人居层面的涉水实践内容相互嵌套，隐含完整的逻辑链，为后世人居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先秦时期的人居涉水实践智慧反映出先民尊敬自然、顺应山水规律的实践思维，而“循自然之理，助自然生长”觅因得境的实践观，与绝对自然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流域管理立法的调整范围和目标

体现水资源自然特性和行政区域社会管理和谐关系的流域管理要求法律应着重调整跨行政区域的涉水利益关系,在较高的流域层面进行制度安排,以解决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紧缺等瓶颈问题。流域管理立法应当以完善的体系为目标,在流域管理体制的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流域管理制度建设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相结合、流域立法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充分挖潜相结合等原则指导下,构建主体与配套相协调的两体两翼型流域管理法规体系。     

我国国有企业体制创新中的全员职业化再造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任何市场主体最终权益的实现,都不可能脱离优胜劣汰机制的检验。实施国企职工的全员职业化整合和平等竞争谋取各级管理及经营者岗位,不仅有利于确立社会主义企业家的产生机制,形成包括各级管理者在内的广大人才储备市场,而且,国企职工主人翁权益通过市场化方式的兑现,最大限度地激发调动起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忘我工作热情。     

技术创新与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的调节作用

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力。基于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Tobit回归方法与门限效应分析方法，考察市场化调节作用下区域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区域技术创新能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两化”发展，在引入市场化的调节作用后这种推动力变强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中还表现出门限效应。在分区域分析中，这种调节作用在上游以及中游城市相对较强，在下游城市则相对较弱。最后提出，应注重区域发展异质性，构建最优市场环境，发挥区域创新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     

西南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绩效评价

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正日益成为区域经济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快速健康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作为国家创新能力在区域层次上的具体实现,区域创新能力代表了创新要素在一定区域内聚集、整合以及推动持续创新的基本能力,是支撑地区经济增长、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性条件。本文从西南地区着手考虑,通过DEA分析了西南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性,得出了贵州区域创新能力还存在着非有效性,进而提出寻求提升西南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路径。     

区域运输结构的自组织演化机制研究——基于logistic模型的分析

运输结构是指各种运输方式在运输过程形成的功能构成和资源配置。本文尝试运用自组织理论的原理和方法,探讨了区域综合运输体系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和自组织机制,应用涌现原理、反馈原理、涨落原理和环境选择原理分析运输系统结构演化的过程,建立了运输结构自组织演化的Logistic模型,并结合湖北省沿江经济带的案例,对区域货物运输结构演化的过程和趋势以及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自组织理论对区域运输体系建设发展的启示。     

区域经济视角下区域物流发展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

以河南省为例,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对相关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总产值对物流业发展的影响力最大,应进一步提升并整合物流功能,建设并完善区域物流网络,以经济发展拉动区域物流需求。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仍有待深入研究。对国内31个省市2008-2019年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加速数字赋能产业发展，间接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最显著，西部地区较弱。因此，可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     

不同区域类型低碳经济行为模式选择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要求各区域密切合作,不同区域类型决定了区域经济的异质性。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基础,以区域内人均CDP和人均碳排放两变量的关系为依据,将经济区域划分关注区域、困难区域、挑战区域、理想区域4种类型。研究了4种经济区域类型的特征,指出了不同经济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及行为模式选择。     

基于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的黄河流域城市联系网络格局

基于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城市网络联系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指向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①流域内城市网络密度较低,平均路径较长,与其"承南接北"的区域地位不相匹配。②形成以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和包海高铁为轴线的骨干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③流域内—外联系网络形成两大(郑州和西安)、一小(济南)三个核心,高等级网络以三者为核心节点向域外辐射。强集散能力节点城市集中在"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一线。域外主要联系方向为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④流域内部网络和内—外联系网络相比,"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和包海高铁一线以东城市优势更为凸显。⑤流域不同地区网络联系的空间指向性差异明显。流域内部联系多指向省会城市,内—外联系的空间指向上存在明显的上中下游分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