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产权制度看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制

现代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严格遵守制衡机制的产权关系，它要求所有与经营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规范经营行为，维护所有利益。财务总监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制度残缺，对经营监督乏力的现状。本从产权与会计的关系入手，对国有企业财务总监制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建立财务总监制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客观要求。     

股东、政府及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分析

传统意义上的委托代理理论是指单重委托代理理论,主要用来分析以私有产权和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制企业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背景下产生的公司治理问题。但在我国,国有企业从初始委托人（全体人民）到最终代理人（管理层）存在着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内所有者缺位,所有权的监督比较薄弱,因此单重委托代理理论不适合用来分析我国的国有企业。运用双重委托代理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中的股东（全体人民）、政府及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分析而得到双重委托代理理论比单重委托代理理论更具解释力的结论。对委托代理模型的主要变量进行了讨论,并给出全民和政府分别作为委托人时的最优激励合同、政府侵占全民的租金及双重委托代理的总代理成本。     

浅谈国有流通企业的产权界定

本文结合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历程和国有流通企业现状,提出国有流通企业的产权界定是产权改革的基础和关键。产权界定中体现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公司治理问题,二是委托代理制问题。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和西方产权理论分析了产权界定的问题和现实意义,希望能在产权改革中统一思想,少走弯路,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产权改革的目标。     

从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向主要是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基础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但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上的特点,其委托代理关系与其他类型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制约了国有企业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本文试图从我国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出发,分析其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和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思路.     

国有企业产权配置与激励机制建立的思考

我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有比较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监管成本高等问题,集中表现在法人治理结构上,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产权问题便成为国企改革成败的根本问题。然而产权配置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因为产权的本质是对非人力的物质资本的所有权,产权的经济效益是人通过对物资资本的控制,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相互融合中产生,所以产权配置实质上是对人和人力资本的重新确认。     

马克思产权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

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为指导,说明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坚持国家、集体和劳动个人利益相结合的产权模式;说明了只有把国企业改革成内含劳动个人所制的劳动有权举、监督和罢兔企业领导人的现代企业、才能搞好国有企业,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代理成本

通过分析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产权性质对于代理成本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代理成本显著较低。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于代理成本的影响,结论显示在国有企业中,无论使用营业管理费用率还是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而非国有企业仅在以资产周转率为代理变量时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完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所阐述的产权理论,产权是包括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内的权利束。只有明晰地界定产权关系,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指导下,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我国国有企业过去改革的历程,本文提出只有在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明晰的产权交易机制,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有国有企业改革都会是产权改革。由于产权与竞争是市场经济理论中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范畴，因此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其核心问题在于构建有效的产权制度安排，而创造竞争的环境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所导致的部分国有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私有化在我国现阶段有其必然和合理性，但要警惕可能出现的错误倾向。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和实践:回顾与展望

由于理论预期同实践结果的不一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备受争议。在对产权与企业效率，MBO的私有化产权改革模式同企业家激励的理论回顾中，在当前监管缺位的情况下，不应当进行私有化式的产权改革，而应当以制度创新为方向进行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产权激励机制缺失问题的实证分析

关于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原因一度被归结为: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体制僵硬等因素,而随着现代人力资本产权理论以及激励理论的兴起,对此问题的研究视角逐步从“体制”因素转向“人”的因素。本文将从“人”的因素这一角度,并结合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产权激励机制缺失的原因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探讨。     

控制权的分割与整合——国有产权“五龙治水”体制变迁效率的博弈分析

本文通过一个两阶段的动态谈判博弈模型证明了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所有权是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的。本文将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看作是一种可以交易的产权,企业的管理者会通过向掌握企业控制权的政府官员提供利益来“购买”企业控制权,从而形成一种国有企业控制权市场。由于这种企业控制权的交易是卖方垄断的,因此不存在竞争性的交易价格。官员可以索取一个垄断价格。当各个部门利益独立时,他们都有动机提高价格。这时,企业管理者为了得到完整的控制权,就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这就使得企业管理者努力工作的激励下降,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绩效。这是控制权分割会使企业效率降低的根本原因。     

产权清晰,还是产权合理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目标选择

"产权清晰"的提法不够准确,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误导.因此,提倡"产权合理化"可能比"产权清晰"更符合改革要求.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权合理化比产权清晰更能完整地包含产权的内涵;二是产权合理化不仅包括产权归属清晰,还包括产权的严格保护与自由顺畅流转;三是从整个国有经济布局来看,产权合理化是指合理调整国有经济在不同行业的分布,做到有进有退,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作用.     

控制权性质、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研究

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只是围绕着某一特定的治理机制进行的。鉴于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因而这些研究总体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而且也很少涉及代理成本的直接计量问题。以经营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直接计量近年来成为学者研究公司治理和代理问题的新动向。本文在少数现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总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率直接计量代理成本,并结合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等因素,系统研究了董事会(含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持股、大股东监控和债务融资(包括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等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治理机制的效率受到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的显著影响,表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或低成长机会公司的代理问题显得较突出;管理层持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而独立董事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未发挥出治理作用;大股东监控和短期债务融资在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中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研究还发现,债务期限结构(短期债务融资)的治理效用是显著的,而债务来源(银行借款)的治理作用则是弱化的或恶化的,其存在不仅未缓和公司代理问题,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从而为不同性质的债务融资安排的治理效率差异提供了证据。     

公司治理与代理成本关系研究

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在学者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总资产周转率和管理费用率直接计量代理成本,并结合公司控制权性质和成长机会等因素,系统研究了董事会(含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管理层持股、大股东监控和债务融资(包括债务期限结构和债务来源)等治理机制的效率问题。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和治理机制的效率会因公司控制权的性质和成长机会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表现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或低成长机会公司的代理问题显得较突出。在公司治理机制效率方面,管理层持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具有治理效用,而独立董事在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未发挥出治理作用;大股东监控和短期债务融资在低成长机会的公司中具有明显的治理作用。研究还发现,债务期限结构(短期债务融资)的治理效用是显著的,而债务来源(银行借款)的治理作用则是弱化的或恶化的,其存在不仅未缓和公司代理问题,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冲突,从而为不同性质的债务融资安排的治理效率差异提供了证据。     

产权视角下的国有企业审计寻租问题分析

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独立审计并未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功能,审计寻租活动大量出现。它为审计寻租者"生产"出超额利润——租金,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部分非生产性的支出,是引起经济资源配置无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以寻租理论和产权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国有企业审计寻租问题的产权机理,并提出了解决审计寻租问题的对策。     

再论企业产权关系的双重性

西方现代产权学派在交易成本和产权概念理解上的狭隘,以及拘于表象分析企业产权关系的方法导致了理论上对企业与市场各自特殊性的忽视,并最终将两者混同化。企业内部主导性的所有权原则以及企业外部流通领域等价交换的原则存在本质的差异,这是界定企业与市场区别和联系的必要前提,也是深刻认识企业产权关系本质的重要方法,因此从企业产权关系的双重性着手研究产权关系本质有着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与现金持有及市场价值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对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例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2)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多数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终极控制特征并不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3)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并且分离度越大,公司持有的现金比例越低;(4)在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将降低股票横截面收益,说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降低了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的市场价值,但多元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需待未来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结果为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代理理论提供了证据。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剩余权错配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有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可归因于对国有企业剩余权配置的不断调整.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一股独大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同样与企业剩余权配置有关,可以看作是国有企业剩余权错配造成的.其有效解决办法在于对国有企业剩余权错配进行纠正,以优化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企业税负粘性研究:基于税务机关税收稽查的视角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明显的税负粘性现象,即营业收入减少时企业税负的减少量小于营业收入等额增加时企业税负的增加量。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企业税负粘性受到税务机关税收稽查的影响,国税税收稽查收入比率显著影响企业税负粘性,地税税收稽查收入比率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我们还发现企业税负粘性程度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存在显著不同,同时,国税税收稽查收入比率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产生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国税税收稽查收入比率对国有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在不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则是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