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分析

据对调研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发现我国东部地区和其他发达地区农户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占其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较高,平均为18％;中部地区的这一比重较低,平均为10％;西部地区的这一比重非常低,平均不到5％。所有社区农户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占其固定资产总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企业家模型的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家模型,以中国现实数据为基础,利用数值模拟深入考察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机理,同时考虑金融摩擦、劳动摩擦和其他财税政策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TFP效应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具有明显的"倒U型"影响,即存在TFP最大化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这源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影响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即自融资机制,对企业间要素配置的重要影响。信贷约束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影响显著(企业家面临的信贷约束越严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影响越大)。存贷利差的影响则较弱。减少劳动摩擦可增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TFP效应,较大的有效基础设施服务、企业间差异性和公共消费性支出也具有类似影响,利用消费税融资可更好地发挥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TFP的促进作用。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分别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量、投资主体、投资去向及其投资需求四个方面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而我国从东部往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总体也呈现逐渐递减的状态。第二,各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主体构成存在明显差异。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非农户投资比重远远大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非农户投资比重。第三,中西部地区在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远远大于东部地区,但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远远小于东部地区。第四,各地区农民对基础设施的投入需求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需求最强烈的主要是社会性基础设施,中西部地区需求最强烈的主要是经济型基础设施。     

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区域差距测度——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

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有重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差距的形成。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方面的差距较大。通过基于回归的方差分解,运用1994～2009年的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间的区域差距,能够被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上的差异所部分解释。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以改善当前我国农村区域差异过大的现状,倘若政府持续执行沿海侧重型的投资发展策略,则区域差异将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为此,必须提高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水平,尤其加大对中西部农村的投资,并改革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制度,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基础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新进展

公共投资支出差异是造成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之一。在公共投资支出中,又以基础建设投资所占比重最大。基础建设投资以其拉动总需求的直接效应,降低私人经济部门生产成本的间接效应,以及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仅仅从总量角度去考察基础建设投资对经济绩效的作用,而应该更细致地考察不同类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收益,并根据投资收益的大小确定具体的投资方向。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总量上的基础建设投资并不缺乏,但缺乏合适的投资结构和地区分布。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村发展研究述评

农村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典型地应由公共部门提供。大量研究表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对农村发展具有正效应,然而对引起正效应的具体联系和因果关系的研究较少,所以除了建议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之外,很难提出更多的具体政策建议。本文对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发展的主要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将农村基础设施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划分为宏观经济效应、微观经济效应和分配效应三种,并展望了该领域的研究前景。     

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宏观效率分析

研究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宏观效率,实证分析了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效率、规模效率和结构效率,并对宏观效率缺失情况和增减变化做出初步评价。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绿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但产出弹性小于非绿色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现阶段我国最优的绿色公共投资规模应该占GDP的8.41%;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比较,我国绿色公共投资结构效率较低。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沙化现象”及其解决路径

农村基础设施对于农民、农村、农业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国家的投资力度较低、集体投资能力不足,农户自主供给公共基础设施的积极性不高,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远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沙化现象"的存在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农民的合作意愿缺失."沙化现象"的解决在于完善农民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对农民自愿提供的基础设施给予一定的配套补助,加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明确村级组织的自治职能.     

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与农业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例证

农业增长离不开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具有技术不可分性、低排他性、不可贸易性等特征,因而应当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投资来提供。运用1994—2009年期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模型的比较分析,发现耕地投入和农业劳动力投入是不断递减的,但由于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公共投资增多、农业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原因,农业总产值仍稳步提升。农田水利灌溉、农业科研、农村教育和农村电力等方面的公共投资都能推动农业增长,但由于各项投资的边际影响不同,需要在不同地区有所侧重。研究还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能够明显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新疆城乡就业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探讨新疆城乡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新疆1995-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残差平稳性检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城乡就业结构与新疆人口的城市化率、新疆城乡固定资产投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高,非农就业人数越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差距越大,即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的偏向性越大,非农就业人数越多.因此,在新时期,新疆应充分利用影响城乡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促进城乡就业结构优化.     

人口老龄化、公共人力资本投资与 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内生化老龄化的世代交叠模型,探讨了老龄化社会中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可选择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相对规模和结构。本文研究表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即占GDP比例）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即占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且最优值通过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来。即当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抑制）作用时,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提高（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和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相对规模及公共健康支出占比偏大,均处在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分别通过挤出对经济增长更具促进作用的私人投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教育支出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政府需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引导和鼓励更有效率的社会私人资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逐步降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对规模。当前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则需继续加强。     

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绩效评价——基于三阶段DEA

在剔除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因素与随机误差的影响后,运用三阶段DEA,测算了2009年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绩效。结果显示:调整环境因素前后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调整环境因素后的效率值的波动程度明显减轻,稳定性增强,对农村公共投资效率解释的准确性和可信性增强;农村公共部门在保持产出水平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高资金运作效率可节约12.9%的投入;分区域来看,东、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投资效率情况较好,中部地区及西南地区的农村公共投资技术效率相对较低,但规模报酬呈递增趋势;调整环境因素后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五省区的农村公共投资绩效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投资的收入效应研究

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分析,主要结论表明,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河南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且结构不合理,河南省农村人均收入和人均累计公共物品投资的地区差距在逐渐拉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采取相应措施,以进一步提高河南省农民的收入水平.     

促进我国物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物流业对经济发展有着基础性的制约作用。但是由于设施落后、人才紧缺等原因,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不尽如人意,而财政所发挥的支持作用也十分有限,无论是在投入规模、投入结构还是支持方式、缩小城乡差异等方面,都无法满足物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从财政支持角度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丰富财政支持物流业发展的手段、加大对农村物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等是当前支持物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的重中之重。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给机制的博弈分析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主要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出发,通过引入以政府与私人投资者为主体的博弈关系,分析博弈各方投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收益和在现实供需关系下的收益格局,特别是私人参与供给下的博弈均衡,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给机制进行研究.结合国内的经验借鉴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提出创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给机制的政策建议.     

农民的增收问题及其出路

资金短缺及其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缺失制约了农民的投资选择,因而也扭曲了农村的投资结构及其产业结构,而正是这种比例失衡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家庭经营纯收入的低增长。本文认为,家庭之间通过生产、加工、销售和购买等环节的专业化合作,成立服务于农户家庭的纵向一体化或横向一体化组织,将有助于提高农户家庭的信用,从而鼓励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继而缓解农民的流动性约束,优化农村的投资结构,实现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长。     

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进而提出在我国公共投资中要注意的问题:既要考虑各地对公共投资有不同的需求,还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除了一些政策因素以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村公共投资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工商业较发达的村公共投资活动也相对较多。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由于本地公共投资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等作用较小,因此这部分村民就不那么愿意对村里进行公共投资。从政策实施角度看,本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公共投资更多地投向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投资战略有助于统筹区域发展,降低区域差异。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当前,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严重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为此,应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明确划分各级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构建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表露机制等,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及外溢与城乡差距实证研究

文章以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城乡两区域模型为基础,采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及外溢与城乡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缩小中国城乡差距,必须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要加强政府对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为农村人力资本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