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

2005年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并没有如许多学者预期的那样对我国的出口和贸易收支造成明显的冲击,贸易顺差过大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一现实促使本文从实际汇率的角度来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通过协整分析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人民币实际汇率和贸易收支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二、马歇尔—勒纳条件不能成立,即当前还不能通过人民币实际汇率来有效地调节我国的贸易收支,也说明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有效地改善我国贸易顺差过大的局面。     

浅析汇率与国际贸易收支的关系

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汇率执行着价格转换及贸易收支调节的杠杆作用。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我国出口商品国际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人民币汇率升值实际上会导致我国国际贸易收支顺差扩大。进口需求的收入弹性不足,人民币汇率升高带来的消费者相对收入上升也不能相应地带动进口,所以也不能缩小贸易顺差。     

中国贸易收支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分析——基于不同贸易模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利用1994~2009年的季度数据,从实证角度比较分析了不同贸易模式下中国贸易收支对汇率波动敏感性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其敏感性在产品内贸易模式下较之传统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模式下更低。由于中国持续性贸易顺差正是中国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所致,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解决中国贸易顺差的合理之道。本文研究同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内资企业冲击较之外资企业更大。据此本文认为,尽可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通过攀升产品内分工高端价值链、优化贸易结构、鼓励企业"走出去"等,对于缓解中国贸易顺差更为可行。     

中国贸易顺差的结构特征及成因研究——基于两贸易品跨期均衡消费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商品耐用性角度考察中国贸易顺差的内部结构特征,然后通过建立两贸易品跨期均衡消费理论模型和相应的计量模型,对中国耐用和非耐用品贸易收支变动原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非耐用品贸易顺差是中国贸易顺差的首要来源,但其增速远低于耐用贸易品.从长期看,国内实际资本存量快速扩张是推动耐用和非耐用品贸易顺差不断走高的根本因素,国内实际消费支出上升和非耐用品跨时价格下降是抑制非耐用品贸易顺差的有力因素,而国内实际消费支出上升对耐用品贸易顺差不存在显著抑制作用.本文还分析了相关变量问的短期动态关系,并根据长短期的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贸易收支、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协调和均衡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对对外经济贸易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目标在于收缩贸易顺差、抑制外汇储备增量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政策运行的结果显示,贸易收支、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并不协调,具体表现为贸易顺差收缩与外汇储备扩张之间的不协调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与外汇储备扩张之间的不协调。研究表明,两大不协调的主要原因都在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失衡。我们应该出台鼓励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配套政策,使跨境贸易出口人民币结算与进口人民币结算达到平衡,实现贸易收支、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均衡协调发展。     

中国货币政策行业非对称效应研究——基于30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沿银行信贷、资产负债表和相对价格三条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从理论上分析货币政策行业非对称效应的形成机理;并基于30个典型行业月度面板数据、分四个递进层次建立实证模型检验理论结果。研究发现,行业间特征差异显著,货币政策冲击经传导后对各行业影响程度差别非常之大;行业运营资本比重、银行信贷依赖程度、财务杠杆水平和劳动密集程度越高以及行业内公司的平均规模越小,受货币政策的冲击越大。把握货币政策行业非对称效应的规律并发挥政策在调结构方面的作用,对于中央银行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中小型公司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受政策影响最大,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剧中国的失业问题。中央银行应尽可能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配合信贷政策在总量和结构上调控经济。     

对缓解汇率波动影响出口额的因素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实证分析

根据传统贸易收支汇率理论,货币升值必然提高出口价格,失去国际市场竞争力,导致出现贸易逆差或减少贸易顺差.中国是世界上出口大国,随着人民币国际结算使用频率提高,境外的储蓄水平不断提高必然促使本币的接受度显著提高.本文选择中国与"一带一路"65国的出口额为研究对象,寻找境外人民币资产存量和跨境贸易结算额对出口受汇率冲击存在的缓解作用,结果证明确实存在缓解作用并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贸易弹性的估算——基于2005年汇改以来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标准贸易模型的OLS估计,从总体和行业层面上系统地估算2005~2011年中国的长期贸易弹性。结果显示,中国贸易收支的调节主要来自于国内外收入,相对价格对贸易收支的调节能力日益明显;Houthakker-Magee假说在中国成立,存在"弹性悲观论"和行业层面的总量偏见;人民币升值并未有效改善贸易条件,汇率支出转换效应更多地体现于进出口相对价格对贸易量的影响。     

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解析与动态计量检验

通过构建包含贸易条件的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依次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展开理论解析和动态计量检验。研究发现：（1）贸易条件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贸易弹性的高低,当贸易弹性较高时,贸易条件恶化尽管有助于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对消费和投资将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2）货币政策目标对贸易条件变动的动态传导机制具有重要影响,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3）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在短期内和中长期内存在明显不同,并且在不同时期也表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差异,相比于两次金融危机时期,经济新常态下贸易条件恶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相对较小,并且对消费和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也有所下降。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完全传递——基于中美贸易价格的实证研究

传统的汇率理论假定汇率变动所引起的进出口价格的变动是完全的，因而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通过对中美贸易商品价格的实证研究，本文证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口价格传递程度很低，人民币升值不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不完全传递的原因，及其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启示。     

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北大核心CSSCISSCI

政策不确定性背景下的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表现特征是一个亟待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我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全面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我国不同类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特征。实证检验表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影响,货币政策越宽松,银行会承担越高的风险。而且,相对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不仅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有负面冲击,而且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也有显著影响。随着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上升,货币政策的变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而且这种影响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货币政策冲击、债务保守与公司融投资

以往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大多站在宏观总量的角度,较少关注传递的微观基础,也并未详尽探讨微观企业行为如何弱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力。本文考察公司如何通过持续多期的债务保守行为应对货币政策冲击。实证结果表明,公司在货币宽松期的持续债务保守策略显著提高了货币紧缩期间获得贷款的能力与投资水平,并且这一效应是较为稳健的。这意味着公司可通过债务保守策略应对冲击,弱化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力。本文的发现支持了债务保守的财务柔性假说,丰富了对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微观机制的认识,同时也为公司如何应对货币政策的冲击提供了一定启示。     

汇率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人民币低估一直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巨额顺差形成的重要原因，从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间的关系来看，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与人民币汇率低估没有必然联系，单靠汇率升值调节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是有限的，应该通过多种途径来调节中国的贸易收支，扩大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     

贸易摩擦背景下关税与货币政策反制策略研究

通过将贸易品美元定价约束、外汇噪声交易和关税反制等特征融入两国DSGE模型,文章对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进口关税冲击的传导渠道以及中国的关税反制策略与货币应对政策有效性等问题进行了数值分析。研究发现,关税反制措施能够有效地对冲美国加征进口关税对中国实际产出、消费和净出口的消极影响,并有助于抑制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若进一步搭配将出口品关税纳入利率调控框架的积极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扩张与保持汇率稳定都更加有效。但从长期社会福利角度看,积极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也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作用,关税反制则会产生显著的福利转移效应,不采取任何关税与货币应对政策将使中国遭受最大的福利损失。因此,基于"打击最大化、自损最小化"原则,中国应对美国采取坚决有力的关税反击,同时保持货币政策相对中性、克制,以期实现"以战促和"的战略目标。     

我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研究

近几年来,伴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长,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我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问题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基于两个实际经济变量模型,对我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我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我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具有可持续性。     

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与股票价格

货币政策影响股票价格的理论机制清晰确凿,实证检验的主要挑战是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冲击可能存在事先预期。基于货币政策公告后的国债收益率变动,文章识别了未被市场充分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并实证考察了 2000 年以来历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发现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股票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1% 的未预期“降准”会引起上证指数和深证综指上涨 1.39% 和 1.415%,1% 的未预期“降息”会引起上证指数和深证综指上涨 0.662% 和 1.01%。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关系——基于汇改后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于中美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美国方面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其主要原因,并给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根据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本币升值会减少本国贸易顺差,但是对中国2005年7月汇改后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却是与中美贸易差额无关的。本文从心理预期、价格竞争等方面着手,分析为什么会产生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情况无关的现象。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了经济波动吗?——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视角的TVAR模型检验

文章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视角,检验在长期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是否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从理论上看,大宗商品价格变动通过现金流机制、净财富机制和预期机制等多种途径,嵌入到金融加速器效应中并对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较大时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要大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较小时的效应,这说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不仅如此,大宗商品价格变动还对一些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上。文章的政策涵义包括:在经济下行时要适度采取刺激性货币政策,防止大宗商品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螺旋式下降,从而抑制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加剧经济波动的影响;货币政策要防止通过套利活动加剧大宗商品在短期内出现的价格超调现象,从而避免诱发更多的经济波动;要引导和管理好大宗商品价格变动的预期,平滑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密切关注美元汇率和美国货币政策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产生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平衡:基于汇改后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计量方法考察汇率制度改革后贸易平衡价格弹性的变化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贸易平衡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的结论: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我国贸易平衡的价格弹性显著增强,汇率的价格信号机制有所加强,表明汇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更好地发挥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人民币升值不能显著减少中国贸易顺差,但人民币升值会改变中国与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平衡关系;汇率制度改革后的人民币升值对工业制成品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初级品贸易的影响.     

贸易失衡的根源:汇率还是经济结构——基于美国案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时间序列处理技术对美国经济结构、财政赤字、汇率与其贸易收支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长期内,实体经济占比的增加会改善贸易收支,虚拟经济占比、财政赤字增加会恶化贸易收支,而汇率水平对于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显著;短期内,实体经济占比、虚拟经济占比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与长期相一致,财政赤字则相反,而汇率水平的上升在短期内导致贸易盈余的增加,但弹性值有变小的趋势。其政策的含义在于:影响美国贸易收支的主要因素来自其财政赤字及其国内经济结构,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创造GDP的比例关系,而非汇率因素。因此,只有通过协调其国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减少财政赤字,收缩储蓄-投资缺口才可以有效地调节贸易失衡问题,而不能一味地强调汇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