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证分析角度论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理论界对我国宏观税负是否过高存在着争议,同时对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本文在借鉴一些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两者的关系,认为两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正相关性并针对我国宏观税负现状给出建议.     

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

本文主要考察宏观税负、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宏观税负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来影响经济增长。运用中国30个省1994-2011年间的数据,同时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对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加入交互项来验证以上理论假说。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被增强。     

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析及其调整

宏观税负从总体上代表着政府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占用程度及在经济中的地位，因此成为所有财税问题的核心问题。本文考察了我国三种口径的宏观税负，并从税负水平是否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政府能否满足纳税人的公共需求两方面进行评判，从而提出调整宏观税负的对策建议。     

宏观税负下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我国宏观税负下降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其原因之一,本文从两方面来说明和考察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税收与经济的辨证关系原理和拉弗曲线从理论上解释;借助统计数据和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我国宏观税负下降的合理性在于经济增长,提高宏观税负的主张很可能付出经济增长减速的代价。     

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宏观税负估计

税负水平的高低不仅决定政府职能能否正常履行,而且影响经济发展。宏观税负客观上应该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及完善过程中,宏观税负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财政自身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本文以1993-2006年为实证分析区间,估计出我国最优宏观税负为23%-30%。我国的宏观税负已处在最优区间,目前首要问题是对财政分配秩序的调整与完善。     

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研究

税收负担问题始终是税收政策的核心，宏观税负水平合理与否对于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财力，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意义。自1994年我国进行了重大的税制改革至今已有9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宏观税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由此而引发出来的税制改革等问题将展开一番讨论。     

中国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分析判断

本文实证分析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提出前后的10年(1987年～1996年)间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变化趋势,指出宏观税负总水平呈下降趋势,而政府预算外收费则呈上升趋势;探讨了确定中国宏观税负模式的基本思路,认为正确的途径只能是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出发确定宏观税负的合理水平,并对双元结构财政模式下的公共财政规模进行了理论界定,进而提出了中国宏观税负理论模式(MT=A±B);根据本文提出的宏观税负理论模式对我国宏观税负合理水平进行了分析判断,认为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宏观税负的合理水平介于18％～24％之间可能是比较客观的。     

我国宏观税负与税制结构的相关分析

宏观税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低对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的发展态势,指出宏观税负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税制结构存在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税制结构的对策建议。     

1927～1936年中国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

宏观税负体现了一定时期内一国国民经济的税收负担能力,传统的观点认为我国近代时期税收负担沉重,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我们利用拉弗曲线对1927～1936年间的最佳宏观税负进行了测定,然后与当时国民经济所承受的实际税负进行对比,得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结论.     

我国宏观税负的现状与改革

对当前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证实表明,我国宏观税负的提高只是一种恢复性增长,税负没有偏重,在世界上仍处于偏低水平,税收收入持续大幅度增长主要基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及由此引发的税基扩大。为提高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需要对我国的税收负担和税制进行结构性调整。     

中国科技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1—2005年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中Granger 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回归分析法对中国科技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科技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1991—2005年间,科技中介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6.88％,表明科技中介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但作用还不是很大。     

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关系的计量分析

文章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78—2007年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中GrangerCausality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回归分析法对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之间存在双向明显的因果关系。1978—2007年,金融中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5．43％,表明金融中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福建省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计量分析

回顾了经济增长理论中政府税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和国内学者对我国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所进行的研究,利用福建省1979—2008年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的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福建省的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政策建议。     

新疆地区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疆地区1994年-2009年间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GDP的发展现状为例,探讨了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提出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税收政策的方式促进经济与税收之间的协调发展。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我国正处于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共同转变的重要阶段,因此,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课题研究对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对国内外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课题研究领域中具有创新研究意义的主要研究结果和我国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为从中找到优化我国金融深化改革的路径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依据国家科技部对我国各省、市科技进步水平的监测数据,通过主成份分析和判别分析,将我国各省、市按科技进步水平分为“三个台阶”,“三个台阶”的划分反映我国科技进步水平的地区间的差异性。通过对各省、市R&D投入和GDP数据的回归分析,从我国各省、市横向比较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数量关系:每增加1百万美元省级R&D投入,其对应的GDP约增长1亿美元;每增加1美元的人均R&D投入,其对应的人均GDP增加约60美元。这从一个侧面揭示科技投入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进一步就科技投入的重要因子“R&D投入强度”进行了国际间比较,结果表明:我国的R&D投入强度是比较低的,其相对水平只约及日本和美国的1/3,只相当于欧盟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2。以上的数据比较充分地表明,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国际间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地区间差距日显突出的今天,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加大科技的公共投入,并以此拉动私人部门的科技投入,形成平衡的科技投入格局。本文最后从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的重构角度,引入科技战略资产和自然资源储备资产;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科技要素“市场失灵”的市场特性做出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并据此对扩大科技公共投入的理性做了初步探     

金融摩擦下利率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放缓、流动性趋紧、利率居高不下的复杂局面,如何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是重要的课题。文章构建包含金融摩擦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并选用1980—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认为,利率变化对储蓄的影响是正向的,对投资的影响在2000年前后由正转负,与经济增长长期负相关,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利率的经济增长弹性呈增大趋势。未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短期应稳健审慎推进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在长期应优化金融市场结构畅通利率微观传导机制。     

农户家庭税费负担与经济增长研究——以江浙沪三省市26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为例

本文以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为例,运用农村固定跟踪观察样本资料,对1986~2002年期间农户家庭经济增长与税费负担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发现:税费负担与农户经济增长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税费的收取方式不同对农户经济增长影响非常明显,以税为主的浙江,农户经济增长明显,而负担则相对较轻;以费为主的江苏,农户经济增长缓慢,而负担则相对较重。本项研究在细致地梳理了农村税费的结构性特征和各种影响因素之间关系基础上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对于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具有很强的经验价值与政策含义。税费改革的政策设计不仅要关注农民税费负担绝对水平的下降,而且更应突出税费负担的结构性调整,包括缩小地区间税费负担差异,更多地减少低收入阶层农民负担程度,控制和矫正社会身份在农民负担中的负面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