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制”到“法治”

在人类法治文明史上，曾有无数先贤大哲为人类法治社会的实现付出了艰辛的探索。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提出法冶思想的柏拉图指出：“如果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任何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1。     

浅析法治与人治

一、中西方法治思想的源流 （一）中国法治思想的源流 “法治”一词,在中国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法家流派就提出过“任法而治”、“以法治国”、“唯以法治”的思想。后来在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人编撰的《淮南子》中又出现了“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的思想。     

关于我国乡镇法治政府建设的思考

法治，不仅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同时也是历史和实践所证明的治理国家最好的模式。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阐明了法治的基本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影响和制约着我们的法治建设，人们信权而不信法，这是迟滞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障碍。     

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问题的思考

本所论及“法治”和“德治”是从社会调控意义上讲的。“法治”是指法律的统治(当然其内涵远不止于此)；“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的，“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城镇两极分化不利改革

【香港《大公报》6月3日】英国诗人斯宾塞曾感慨道：“现在少数人占有一切，而多数人却一无所有”。贫富的两极分化自剩余产品出现后就一直成为困扰人类社会的焦点问题，虽然柏拉图朴素的经济学激励思想“适当的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逐渐被大众无可奈何地接受，但社会分配不公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纷争、动乱的重要根源。     

试论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一、韩非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的治国思想中就孕育着法家思想的萌芽,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对法家思想的发展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韩非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继承、扬弃、综合和创新。     

浅谈《楞枷经》的“人问佛教”思想

“人间佛教”是太虚大师倡导的佛教在现当代社会发展的一条崭新的线路，它立足于现实的人、人类社会、人类生活的改善及进步。《楞伽经》是禅宗的根本经典，其中的如来藏、宗说并重以及佛陀不舍众生的思想，都彰显出浓厚的“人间佛教”思想。     

法治鄞州建设中的民生问题解读

民生问题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而民生对法治存在着依赖关系。为此，鄞州区委在《关于建设法治鄞州的决定》中提出：加强法治建设不仅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实力鄞州、生态鄞州、文化鄞州、富裕鄞州、平安鄞州“五大鄞州”建设的根本保障。并在深入实施“幸福民生40条”中，进一步提出要突出稳定和谐，着眼安全安定，深化平安、法治建设，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确定了将改善民生的理念与“法治鄞州”建设相结合的政策取向，     

正确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最近目的和利益”，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未来”利益。它是完全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进入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党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必须努力实现人民群众期盼社会稳定、和谐的愿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充满活力。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就必须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法治中国”构建视阈下的孙中山法治思想探究

孙中山法治思想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内容十分丰富,其观点对今天构建“法治中国”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与发展

我国自古就有乡治调解、宗族调解、行会调解、亲邻调解的法化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民间纠纷、缓解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东方经验”，并被西方国家借鉴而有所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治国方略由“人治”到“法治”转型，使社会结构、社会     

充分发挥保险功能参与构建和谐社会

建立平等、互助、友爱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中国古代就有“大同社会”等社会和谐的思想,孔子说过“和为贵”,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会,黎民百姓也一直存有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桃花源式生活乐境的普遍向往。马克     

“法治杭州”：内涵、要领及其工作重心

法治是一种善的状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可以成为都会城市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一种理念。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提出法治杭州应当依据杭州城市自身的定位，顾及国家法治建设的整体考量，结合发达国家城市法治发展中从“小政府、大社会”转向“强政府、大社会”的经验，从主体、行为、过程着手，立足可调、可控的程序性工作路径，在准确定位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实现政府工作理念和方法的重大转变。同时，针对现实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贫富差距、阶层转换、利益多元等状况及异化因素的出现，以创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多元一体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要务，转变单纯依靠“静态”的制度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让多方参与的互动过程中谋求法治杭州的“动态平衡”。     

试论“那可儿”语义演变的社会意义

“那可儿”一词是在蒙古族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它的演变充分反映了蒙古族社会的历史变迁，成为人们观察其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活化石”。同时，它也给我们说明了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促进了语言的变化、丰富和发展。而语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传递信息、     

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开始逐步关注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尤其是十七大的召开，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方面的思想加以研究就更加迫切和深入了。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依托来阐释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对人的类本质的界定，以及对人全面发展的阐释，进而说明在现代社会，对于人才得培养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经济思想发展的时空相对性、困境与趋势

将经济思想置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思想的产生和演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暂存性等时空相对特征。社会经济发展从“物本”向“人本”的转变过程中，现阶段经济思想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包括脱离实践、方法一元化等问题。经济思想多元化，研究主题实践性是未来发展趋势。     

论法治与人治

中国古代儒家的“人治”主张与法家的“法治”主张都不是真正的法治。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两者各有其涵义与特征。由于人治存在的弊端与法治的巨大优越性，现代社会选择法治成为必然。法治具有的局限性，决定了在推行法治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顾准 拆骨为烛的先觉者

在那个“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笼罩一切的年代，顾准拆骨为烛，只为探索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让“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了集体名誉”。他的思想至今让中国感到温暖。     

法治化:新一轮发展的关键

当前，浙江正站在“十一五”发展的新起点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的攻坚、开放水平的提升、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关系的调整，都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省委提出并推进“法治浙江”建设，是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对浙江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进一步完善。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指出，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     

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促进社会思想和谐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是公民社会的粘合剂。“和谐”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认识。我们追求的“和谐”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的和谐，但笔者认为“和谐”首先是思想、精神的和谐。要实现思想、精神的和谐，必须大力发展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