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港外贸卸货港的空间分布与等级体系

港口外贸卸货港的空间分布与等级体系是港口国际经济联系特征的直接体现。广州港外贸卸货港明显具有非均衡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Zipf指数可将外贸卸货港的等级体系分为不同类型,广州港外贸卸货港属于极强位序规模分布类型,非均衡分布特征极为明显,但非均衡的程度有所降低,呈现出向强位序规模分布演变的趋势。广州港外贸卸货港体系的首位度较高,表明首位卸货港香港在广州港外贸运输中的优势地位依然明显。广州港低位序外贸卸货港发展较快,但中等位序卸货港的发展则相对较慢,导致了外贸卸货港体系的首位度上升、Zipf指数下降。     

鸦片战争后清廷财政预算状况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不仅中国的财政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财政，而且财政预算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一是收支规模变化大，1911年是1841年的7倍以上；二是地方财政收支增长快，超过中央财政收支的数倍；三是预算管理制度变化大，仿西方，加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公开性等。透视这些变化，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值得后世深思的历史借鉴。     

宋末元初广州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

唐、宋时期,广州曾经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但到了宋末和元代,泉州却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泉州港的兴起和广州港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宋室南渡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早在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年),泉州便有取代广州之势。当时,前往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30多个,到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后,前往贸易的国家已增至50多个。在财政收入方面,泉州也逐渐追上了广州,与广州处于相等的地位。南宋定都杭州之后,即着意加强对泉州市舶的扶植,扩大它的职权,规定福建沿海的商船,都须向泉州市舶司领取“官券”才能出海。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还专门拨钱25万缗给泉州市舶司。作为“抽买乳香等本钱”,以扩大当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并起用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为提举市舶,利用蒲在海外的声望,以吸引外商前来泉州经商。因此,在南宋中后期至元初这一段时间内,泉州的对外贸易便已逐渐追上广州,最后进而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的第一大港。     

中国商品外贸交易地位与比较效益变化实证研究

2001-2004年间,在HS2大类下中国大部分商品进口价格指数高于出口价格指数,同时计量表明,出口过程量增价跌明显,进口量价关系不明显。以HS4贸易高规模类别为样本的计量分析表明高规模出口类别中的“量增价跌”态势呈波浪式加速发展态势,而高进口规模类别中原存的程度不高的“量增价跌”关系则有所消退;全部、一般、加工贸易高类样本的区分则反映出我国部分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商品虽然交易地位起点低,但其交易地位和比较效益却可能正趋向改善。     

论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广州城防战

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广州城先后三次被英(法)军攻打,都几乎是一鼓而下。人们多认为叶名琛之辈怯战是城陷的根本原因。近年有新论认为叶名琛并非不战不和不守,而是不遗余力地加强广州防卫。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偏颇之处,本文试从战争史角度对三次广州城防战作一探索。     

珠江三角洲三次产业演变及广州区域地位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化进程加快，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在此过程中，各县市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以及中心城市的区域地位必然发生变化。文章首先总体上考察了珠江三角洲三次产业的演变过程，然后，在对珠江三角洲各县市不同时段产业结构演变过程考察的基础上，通过对各县市经济实力在对应时段比较排序的分析，宏观上揭示了珠三角城镇经济空间分布的时空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广州区域地位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综合分析。     

鸦片战争前广州英商洋行的起源与演变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华初步创设洋行的时期。这个时期英国商行在广州的立足和初步发展,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在华经济侵掠势力的加强。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掠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探讨广州英商洋行的起源、演变等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说明这个时期中外经济关系发生变局和中西冲突的根源。     

试论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限度

隋唐时期是继秦汉之后封建商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但在唐初仍称商贾为“贱类”“杂类”,以区别于普通编户。唐太宗明确地声称:“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他认为工商业者经济上的优越性虽难遏制。但可利用政权的力量从政治上尽力抑制。唐代对于商人不得预于士伍、不得乘马的规定,其意在政治上防止商人的发展。当我们细读这些规定时,就会发现,这些条文多系唐初制订,中唐之后少见重申。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的实际社会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吉林省农民经济地位变化的原因及对策

<正> (一)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我省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另一方而,地域间、农户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据1988年末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省人均收入1000元以上的富裕型农户约占农户总数的12.5%;501——1000元的小康型农户约占50.6%:200——500元的温饱型农户约占32.5%:不足200元的贫困型农户约占4.4%。如老、少、边地区贫困型农户按人均收入25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贫困型的比例还要大些。按农户的实际生活水平和生产发展动态,又可将全省农户划分为如下四个层次。一是已经富起来的。主要指人均收入和生活     

广州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是当代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于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以中国特大城市——广州为例,首先系统分析了广州流动人口近30年空间分布变化规律,发现流动人口总体分布具有近郊区指向、文化程度较高者多集聚于发展新区、产业转型与转移对流动人口职业分布有重要影响、以户籍地为基础的集聚区经济形态已经出现。此外,全球化背景下广州出现了跨国移民聚居区的基本雏形。其次,对其原因进行归纳,包括城市发展格局的演变及产业地域转移、户籍和劳动力二元市场等制度因素及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拥有状况。     

试论货币流通量的确定及其变化原因

在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具体操作中,货币流通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变量,也是对货币存量进行周密测算的基本前提;基于此,全面了解影响货币流通量规模的诸经济因素及其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是中央银行操纵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节经济温度的重要条件。当今世界上,各国对货币流通量的囊括范围及其合理外延历来都是众说纷纭,国内理论界似乎是也未形成定论。所以,在对货币流通量进行研究的初始阶段,人们首先就难免碰到如下的问题: 如何选择有利于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货币量指标? 怎样理解货币流通量增减的内在金融成因? 本文正是围绕着对这两个问题的一般性讨论而展开的。     

加快和深化广州外贸体制改革的新思路

一、九年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 1.1 广州是最早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城市之一。九年来,就整体而言,广州的改革、开放、搞活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在沿海开放城市的前列,但是,同发展外向型经济紧密联     

论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

广州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建市最早的历史名城,2000多年来也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实际上加深了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广州对区域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致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的进程极其缓慢.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通过引进外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椎动农村工业化,极大地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一批新兴城市迅速崛起.截至1994年,珠江三角洲已从1978年只30多个建制镇,发展到28个建制城市和420余个建制镇,城市水平达到45.2%.集聚形成为国内四大城市群之一.与此同时,广州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其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在全国大城市中也迅速提升至仅次于上海、北京而居第三位,但相对于珠江三角洲内高速发展的新兴城市,其中心地位反而有所削弱,原来在80年代中期大部分占全省1/3以上的许多主要经济指标数值,如今已大多跌至1/4左右.①这种状况不能不对这次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发展规划的思路有所影响,究竟应如何看待广州中心城市地位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发展规划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本文试从一些基本概念入手,对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杭州湾建桥后沪甬两港竞争力变化分析

根据杭州湾大桥通车后苏浙沪相关城市之间交通运输费用的变化以及沪甬港口腹地进出口状况,运用概率交通量分配模型,估算大桥通车前后相关腹地城市至上海和宁波两港进出口货物数量和比重的变化,综合考虑货物始发地至海外目的地之间全程广义运输成本,得出沪甬两港竞争力指数的相对变化以及相应结论建议.     

对外开放后广州青年的思想现状及其积极变化

广州自1979年下半年以来,在对外开放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等外经活动和对外科技文化交流比较活跃,外贸和旅游事业蓬勃兴旺,其成绩有目共睹,得到社会各方面的一致首肯。然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在社会生活方面,由于外来影响而产生的一些变化,则众说纷纭,褒贬有之,见解颇不统一。实事求是地估计对外开放后广州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这不仅关系到对广     

广州私有经济者地位的评价

认清私有经济者的群体意识及在政治地位上的要求,使他们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这是私有经济今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试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法律地位

自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从4个经济特区的创办,接着又进一步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和海南岛,后来又在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中,兴办了大连、天津、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广州、湛江等1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此同时,人们便提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法律地位,也就是它的法律性质、特征和应该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等问题。因为这是各经     

我国外贸增速变化的多角度考察

从总体层面、贸易国别层面、区域层面、产业层面及产品类别层面对2001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速变化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外贸增速虽然在总量上持续低迷,但在其他四个层面却表现出有升有降的不同特征。综合看,我国外贸增速下降并非单纯受周期性因素影响,也与结构性因素变化有关,并且结构性变化趋势表明我国外贸发展呈转型升级的良好发展态势。伴随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外贸发展进入新阶段,外贸发展的总体思路应摒弃以往唯增速论的发展理念,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模式。立足现实比较优势,构筑新型比较优势,不仅是实现我国外贸发展提质增效的需要,也是应对外贸增速下滑从而稳定外贸增长的有效举措。     

牵引外贸政策变化的制约性因素

对外贸易政策自古以来就以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种基本形式交替或并存着,决定一国外贸政策变化的规律性主要有:外贸产品竞争力的强弱、世界性经济发展周期、各国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及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