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民营能源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进一步影响到民营能源企业的经营绩效与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民营能源企业2012-2021年的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民营能源企业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渠道路径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运营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民营能源企业的绩效增长。就不同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于东部企业、大型企业、成长型企业以及新能源企业,其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对于中西部企业和小型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最差。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及对策——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分析

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措施,因此分析其转型的动因、行为和趋势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1334家制造业企业2012—2020年的年报进行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包括：以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为主要推动力,以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为基础支撑,以数字化赋能企业价值链的各业务场景,不同规模和细分行业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程度和内容上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基于此,应从强化数字基础、完善数据治理、重构商业模式、构建生态平台、提升数字思维等方面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识别、保障条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影响渠道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税收规避——基于内部控制和信息透明度的视角

从企业税收规避的视角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通过Python抓取企业年报文本中“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及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显著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对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管理层谋求私利的激进避税行为,使管理层权衡避税带来的收益和成本,进而影响公司避税策略。具体来说,相应的内控质量和信息透明度产生了治理机制和信息中介效应,从而降低企业税收规避水平。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避税的抑制作用在国企、制造业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更显著。研究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企业避税等领域的研究,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相关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基于网络溢出的视角

本文使用2006—2019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在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上,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专利数量、质量和效率);(2)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创新呈现U型曲线作用关系,表明存在正向创新效应的数字化程度“门槛值”;(3)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网络溢出效应和贸易网络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且存在上下游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4)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和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及数字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更大。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韧性？ ——基于双元创新视角

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企业韧性形成并塑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通过以广东省、江苏省等地区的339家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数字化转型分别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双元创新对企业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地,企业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分别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从双元创新视角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验证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的关系,也为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通过双元创新来提升企业韧性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理论指导。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金融科技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创新,对于实体经济下的微观企业经营发展有着密切影响.本文以生命周期为视角,利用2011-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起着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作用效果较为显著,而衰退期的作用效果不明显.金融科技通过缓释融资约束与降低融资成本、加大研发投入与提高创新产出两个机制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金融科技政策支持体系的优化和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激励提供了实证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力：基于信息披露模式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作为数字经济的引领者,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顺应时代潮流、响应政策号召、适应行业竞争的必由之路。研究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务数据、非财务数据的信息披露与企业竞争力并未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本信息与财务信息均存在异常披露行为。第二,以企业数字化转型“言”与“行”二维视角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模式,发现在“言行一致”的披露模式下,企业数字化相关信息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主要通过缓解自身融资约束程度的路径实现;而“多言寡行”的策略性披露会增加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不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研究结论为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披露数字化转型相关信息进行规范和监督提供真实可靠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基于价值增值视角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出口贸易“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学术界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仍留有空白。文章采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了变量内生性、替代性指标和样本异常值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企业质量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等途径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促进效果强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大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区分数字要素类型发现,数字化基础设备与数字化信息服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促进效应,而电信活动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     

产业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指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能够促进已投资企业向海外再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多元化程度,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作用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生产率越高,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越强;相比于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

为厘清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实现路径,本文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赋能”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机制分析表明,在创新资源维度,数字化转型在集聚研发资源、促增环保投入的同时,还能够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改善其融资能力,从而驱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在经营状况维度,数字化转型不仅会通过增加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来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还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优化企业生产效率,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潜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作用在国有企业、清洁型企业以及位于绿色创新分布高端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以上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并为如何引领企业实现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国际创新网络的创新分工,也影响了企业研发国际化战略的价值布局,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以2006—2021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释放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研发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多元化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中,研发国际化对国有企业、高技术产业样本企业及低创新资源城市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展现出更强的提升效应;环境不确定性、供应链集中度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分析师关注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营造繁荣有序的产业国际协同创新生态,构建具有抗冲击能力、较强韧性的国际创新网络,发挥数字化转型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间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创新型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从微观层面提高其运营效率,而且能够在宏观层面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俨然已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本文选择兼具“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督”双重属性的ESG表现为锚定对象,重点分析其在促进企业有序数字化转型并进而实现创新型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基于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其创新绩效提升,且ESG表现有助于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小、治理效率较高以及资源冗余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更利于促进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借力数字化转型、强化ESG表现以提升其创新绩效,进而为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