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是我国重要战略部署。探究广西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差异化管控和引导耕地利用提供参考。[方法]文章以广西为例,采用综合评价法对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耕地“非粮化”空间集聚效应分析,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耕地“非粮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2003—2019年广西耕地“非粮化”程度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共经历3个阶段。（2）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上整体呈现出“西南高—西北低”格局,并表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非粮化”现象以广西西南部崇左市最为突出。（3）耕地地势起伏度、年降水量、第一产业比重、土地生产率和城镇化率等8个因素是形成广西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耕地“非粮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基于此制定差异化管控对策,对缓解耕地“非粮化”,促进耕地有效管护具有重要意义。     

西北旱区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分析——以陕西大荔为例

[目的]摸清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序数量转移和空间动态分布特征，为实现耕地“非粮化”分类管控提供科学方法和依据。[方法]文章以西北旱区农业生产典型县陕西大荔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3期的遥感解译数据，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标准差椭圆的方法，探究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时序数量转移及空间动态分布特征。[结果]（1）数量变化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类型呈多元化增加趋势，且近10年“非粮化”率急剧上升；（2）转移类型上，20年间粮食作物是耕地“非粮化”面积增加的最大转出者，其中2000—201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增量较小；2010—2020年主要转向杂果树类、设施农业和水产养殖，增量巨大；（3）空间动态上，20年间大荔县耕地“非粮化”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加强，其中粮食作物和撂荒地向南部地势较低区域集聚；杂果树类、苗圃花卉和设施农业向北部海拔较高区域扩张；而水产养殖向东部河流集聚。[结论]根据西北旱区不同耕地“非粮化”类型的时空演变特征，为政府分类管控“非粮化”现象、优化区域布局和生产结构提供参考依据。     

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为解决耕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粮化”问题,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并探寻实现粮食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主体。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耕地“非粮化”率在0.285～0.305之间波动且呈现上升态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耕地“非粮化”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格局;流转入专业合作社与企业的耕地面积比例分别对耕地“非粮化”率产生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其中流转用于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发挥重要作用;控制变量中单位耕地面积有效灌溉率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显著负向影响耕地“非粮化”率。研究认为,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趋势,专业合作社是粮食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现实选择,应兴办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完善粮食补贴制度以抑制耕地“非粮化”。     

安徽省耕地多功能转型及对耕地“非粮化”的变化响应研究

在复杂的气候变化和世界局势下,防止耕地“非粮化”、挖掘耕地多功能、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粮食安全保障、国民经济贡献、社会安定维护、生态安全承载4个维度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刻画2000—2020年耕地多功能的时空演变特征与规律,并利用敏感度模型分析耕地多功能对耕地“非粮化”的敏感程度。研究表明:(1)2000—2020年间耕地各项子功能值在整体上呈现剧烈—平缓—剧烈变化趋势,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和国民经济贡献功能上升,而社会安定维护功能和生态安全承载功能下降。(2)安徽省“非粮化”程度呈下降趋势,在地域差异上表现为皖南地区高于皖北地区。(3)耕地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社会安定维护功能、生态承载功能对耕地“非粮化”程度变化敏感性增加,而经济贡献功能的敏感性下降。粮食安全保障功能值高的地区对“非粮化”不敏感,社会安定维护功能的敏感区域与“非粮化”程度高的区域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最后,提出强化耕地多功能管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科学设定“非粮化”标准等建议。     

中国耕地“非粮化”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目的:探究中国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中国耕地资源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提供参考。研究方法: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结果:(1)2004—2018年,中国整体的“非粮化”水平呈波动变化,2016年后“非粮化”最为显著;“非粮化”类型逐渐由蔬菜、油料、棉花等多类型向蔬菜瓜果转变。(2)“非粮化”在空间上大致表现出由东北向西南逐步严重的态势,类型多为蔬菜和油料作物,又以蔬菜为主导。(3)各影响因素中,人工成本和种粮比较收益在后期对非粮种植有显著负向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非粮化”现象发生;机械动力水平在前期对“非粮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后期表现为正面作用;良好的政策环境对“非粮化”具有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应对耕地“非粮化”现象,应继续保障粮食种植收益、完善农业生产设施与服务市场、健全法律政策与制度,以稳定粮食生产。     

耕地“非粮化”演化机制与治理策略 ——基于刺激—反应模型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梳理耕地“非粮化”演变阶段特征，探究耕地“非粮化”演化过程中环境与农户主体作用的内在机制。研究方法：单案例研究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研究结果：（1）基于刺激—反应理论模型构建的耕地利用系统演化历程特征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十分契合；（2）在宏观实践演绎中，不同类型农户主体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最终推动耕地“非粮化”演化经历了自组织萌芽—自适应发展—他组织优化三个阶段；（3）从微观主体反应来看,不同主体的“非粮化”行为趋向存在差异。家庭劳动力约束与资本约束较弱的农户主体对于外部环境反应更加明显，反之则反应较弱。研究结论：耕地利用系统具有情景依赖特征，可以从系统自组织、系统他组织、系统要素协同三方面构建耕地“非粮化”调控措施。     

种植类型变化对耕地系统韧性影响的关键阈值研究

研究目的：构建基于恢复力指数的耕地系统韧性分析的理论框架, 探讨存量”非粮化”耕地系统韧性的变化、关键阈值、适应性治理路径,为存量”非粮化”耕地的刚性管制与弹性调控提供依据。研究方法：状态空间矢量模法、非参数分析法、专家咨询法等。研究结果：（1）根据耕地系统种植类型变化产生的“内部”和“外部”效应,构建“内部”本底质量保障和“外部”资源环境支撑为基础的耕地系统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2）根据耕地系统自组织性决定其韧性特性的理论,松阳县扦插茶叶耕地系统恢复力指数0.74和0.75是系统塑性变形阶段和非稳定态变形阶段划分的关键指数,需要在关键时间节点（7年）适时回流保证粮食生产,保持系统韧性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研究结论：（1）耕地系统韧性变化具有阶段性,种植扦插茶叶的耕地在种植7年前后应及时复耕,保护耕地粮食生产能力;（2）存量”非粮化”耕地系统韧性变化的阈值效应显著,建议优先治理已达到或即将达到耕地系统恢复临界点的存量”非粮化”耕地,避免造成耕地功能破坏。     

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耕地非粮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产生隐患。选取并整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0—2017年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从产业结构、农民收入结构角度分析了我国省域层面耕地非粮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7年,我国耕地非粮化面积和比率呈现先增长后下降再增长的总体趋势,经济作物产业发达的省份耕地非粮化情况更为严重。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都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中,一产比重和三产比重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及耕地非粮化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二产比重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庭经营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起正向作用,但对耕地非粮化率影响作用不大;财产性收入比对耕地非粮化面积和耕地非粮化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促进适度耕地非粮化,应尽快对耕地过度非粮化现象采取针对性管控。     

我国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困难、问题及对策建议

目的 文章基于当前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情况，分析整治成效、面临困难与存在问题，提出耕地“非粮化”整治优化方略，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方法 文章主要采取文献分析和政策文件解读方法。结果 （1）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防止耕地“非粮化”政策，各地启动耕地“非粮化”整治行动，有效抑制耕地“非粮化”，扭转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的局面。（2）耕地“非粮化”整治也面临一些困难，出现急于求成，一刀切等问题，经济损失大，矛盾激化；部分地区缺乏系统性，效果不理想；给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地方耕地种植管控行为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存在一定的冲突。（3）为推动耕地“非粮化”整治工作稳妥有序进行，建议采取将“耕地非粮化整治”明确为“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治”、优化基本农田划分方案，实现“基本农田”名符其实，充分考虑农民群众的切实利益，稳妥有序整改，切忌简单粗暴一砍了之等6项应对措施。结论 我国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应进一步优化耕地“非粮化”整治策略。     

中国耕地非粮化空间格局分异及驱动机制

研究目的：摸清耕地非粮化的总体态势,揭示非粮化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为国家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多重共线性诊断与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2018年耕地非粮化面积约为54.47×106 hm2,占耕地总面积的32.29%;（2）非粮化面积主要集中于中南部和北部,但高非粮化率主要集中于新疆、贵州和东南沿海。非粮化面积与非粮化率呈现显著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3）农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业机械总动力、乡村劳动力、土地流转面积与非粮化面积对数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共同驱动了全国非粮化的空间格局。但不同尺度、不同区域耕地非粮化驱动因子的空间异质性显著。研究结论：受经济、社会、政策和资源配置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不同尺度下非粮化时空格局差异悬殊、驱动因子空间异质性显著。今后应科学设定非粮化底线、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推进农业差别化补贴,严控非粮化无序增长、稳固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     

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从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耕地“非粮化”现状和空间分异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控制山东省耕地“非粮化”、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整群随机抽样,多元线性回归。研究结果：山东省耕地种植结构“非粮化”水平为23.97%,农业生产结构“非粮化”水平为46.81%,两种“非粮化”水平均呈现中东部高于西部的空间格局,前者主要受气候生产潜力指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水源距离、表层土壤质地的影响;后者主要受单位耕地面积机械总动力、气候生产潜力指数、距水源距离的影响。研究结论：山东省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深刻影响着耕地“非粮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需要根据自然条件适度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种植结构,加快推进农业良种培育技术;在社会经济方面完善种粮补贴制度,多方位解决粮食销路问题,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农地制度创新“缓解撂荒”与“加剧非粮化”双向 效应研究 ——以西南山区“三变”改革为例

研究目的：探索农地制度创新——“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对西南山区耕地撂荒与非粮化双向影响效应，为构建差别化的农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分析、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结果：（1）“三变”改革具有“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的双向效应，二者对耕地保护作用相反但基本持平，总体上不影响粮食安全。（2）“三变”改革对改革区“缓解撂荒”和“加剧非粮化”具有持续动态影响，并随着改革深入越来越显著。（3）“三变”改革主要借助土地流转集中而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而发展现代农业、释放农业劳动力而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多种途径改变耕地利用状态。研究结论：鼓励农地制度创新盘活撂荒耕地，以有效保护耕地。在确保粮食安全基础上，采取因地制宜措施应对耕地非粮化趋势，并在农业经营实践中通过科学政策评估有效确定耕地撂荒和非粮化的最优均衡点。     

耕地“非粮化”:内涵要义、治理约束及路径选择

耕地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切实保护耕地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倾向较为严重,对保障粮食安全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耕地“非粮化”防治过程中面临着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产业退出成本高昂、自然生产条件限制、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和耕地权能主体缺位等多重现实约束。基于此,提出提升种粮综合效益、建立分步复耕还粮机制、分类优化粮食产业基础设施、完善主产区配套支持政策、激励耕地权能主体共同参与的耕地“非粮化”治理路径选择及其政策建议,以求突破耕地“非粮化”防治政策实施的现实阻碍,统筹推进“非粮化”防治任务落地落实,构建多元主体参与“非粮化”防治的长效机制。     

耕地非粮化的系统认知与研究框架：从粮食安全到多维安全

研究目的：耕地非粮化不仅关乎粮食安全,也影响农业发展、农村环境与农户生计,通过系统认知耕地非粮化过程、科学构建其研究框架,为促进耕地非粮化治理优化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现有成果多聚焦于粮食安全视角下耕地非粮化问题产生的归因分析,但究其范围界定、定量识别与粮食安全效应评估仍未达成统一共识;结合国内外实证案例,分析了耕地非粮化与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生计安全的逻辑关联和作用机制;提出了基于“对象分类—问题诊断—机理剖析—治理优化”耕地非粮化分析框架。研究结论：未来耕地非粮化研究需要转向以粮食安全为核心、多维安全并重的理论视角,形成由对象精确识别、效应定量测度到空间精细治理的研究范式,促进耕地“三位一体”保护。     

粮食安全背景下耕地“非粮化”的经济法规制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若放任耕地“非粮化”势必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现行法律对耕地“非粮化”的规制主要聚焦于耕地种植条件的保护,即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但是,“三位一体”保护并不必然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耕地经营者也没有将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的法律义务。耕地“非粮化”本质上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市场障碍以及市场调节的被动性与滞后性等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在国家适度干预理论以及控制与激励有效平衡理念下,通过细化耕地类型并差异化赋权,排除工商资本反垄断豁免特权,适当提高粮食补贴水平和粮食收购价格等措施,经济法可以实现耕地“非粮化”的有效规制。     

应对我国耕地“非粮化”的思考与建议

正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用世界上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耕地"非粮化"问题直接影响着14亿人的口粮。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在关于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2454号(农业水利类219号)提案答复的函中指出,耕地"非粮化"可以理解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由原来种粮食作物调整为种经济作物和发展林果、养殖业等。有学者认为耕地"非粮化"是流转土地的用途变更,反映了农业种植结构内部粮食作物与其他作物之间比例关系的失调,     

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吗 ——基于福建丘陵山区农户的微观调查

研究目的:基于福建省丘陵山区的农户调研数据,探讨耕地细碎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研究方法:有序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的种植意愿和种植规模;(2)由于粮食的生活保障作用,当耕地细碎化程度增加时,农户同时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概率要高于仅种植经济作物的概率;(3)户主年龄、土壤肥力、承包地梯田占比、耕地分散程度、机械化程度、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也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种植意愿和规模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耕地细碎化促进了耕地“非粮化”,应该在严格把控耕地“非粮化”底线的基础上,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通过缓解耕地细碎化,优化细碎化耕种方式的手段促进粮食生产,从而达到稳固粮食安全的目的。     

“非粮化”利用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耕地“非粮化”面积呈显著增加趋势,全国耕地“非粮化”率约在27％以上,但各地区耕地“非粮化”的类型、程度存在差异[1, 2].针对各类“非粮化”利用行为对耕地质量的影响,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有效阻止“非粮化”行为.     

防止耕地“非粮化”的法律规制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非粮化”现象的形成逻辑,确立法律规制理念,提出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的路径。研究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法律规范解释。研究结果：（1）我国当前“非粮化”现象体现出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目标与种植主体经营权之间的矛盾;（2）当前耕地保护立法与中央政策中防止“非粮化”的要求不适配,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法律保障制度;（3）“非粮化”现象本质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可采用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理论予以治理,以实现市场系统与政府系统资源的有效配置。研究结论：防止“非粮化”的法律制度构建应当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核心,以赋权、限权、激励的设计思路为导向,最终实现兼顾保障农民收益与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效果。     

农地资本化视角下的耕地非粮化研究

研究目的：探究农地资本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农地过度资本化问题的防范提供决策依据。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1）随着耕地价格上涨,耕地价格与耕地非粮化存在“U”型关系,“U”曲线在耕地价格为969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耕地价格上涨对耕地非粮化利用的作用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特征;（2）耕地价格与非粮化的“U”型关系在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存在区域异质性,“U”型关系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区,在耕地价格为876元/亩时取得极小值,较全样本拟合曲线的极小值拐点约降低90个单位。研究结论：农地适度资本化未对粮食安全造成冲击,而当农地过度资本化时,耕地价格上涨会促进耕地非粮化利用。未来在推进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需要政府有效介入,正确引导和监管市场机制,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率,完善用途管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