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简牍看秦汉赋税制度

赋税是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秦汉赋税,主要有两类,一是土地税,按田地亩数征收,如田租、刍稿税等;二是户税,为人头税,按户征收,如户赋、户刍等。     

秦至汉初户赋再考察——兼论复合型赋税的存在与分化

秦时的户赋包括五月户出钱(可折为布或茧)和十月户出刍(或钱),汉初的户赋则仅指五月户出钱。亦即，从秦到汉初，户赋由对“户”征收税赋之统称演变为五月户出钱之专称。秦及汉初的五月“户出钱”属帝(王)室财政，十月户出刍则收归国家财政。秦至汉初户赋的类似特征及变化，还可在秦汉时期的“以算所征之赋”与“口钱”那里得到参照。汉武帝前，“以算所征之赋”包括上缴国家财政的算钱和上缴帝室财政的算钱(口钱);武帝后，“以算所征之赋”仅指前者，后者(口钱)则独立为专门针对3岁或7岁至14岁人群征收的人头税。自武帝在原口钱基础上加钱补车骑马后，口钱的外延既可涵括上缴帝室财政的20钱和上缴国家财政的3钱，也可仅指前者，后者则被称作“马口钱”。对这些“复合型”赋税内部结构及分化动因、过程、影响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探讨秦至汉初帝室财政、国家财政的分野，秦汉赋税体系的内在演变等问题。     

从秦汉简牍看秦汉赋税制度简

赋税是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秦汉赋税，主要有两类，一是土地税，按田地亩数征收，如田租、刍稿税等；二是户税，为人头税，按户征收，如户赋、户刍等。     

秦至汉初“户赋”详考--以秦汉简牍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秦至汉初的国家赋税体系中,户赋是作为一种专门税目而存在的。其征课对象是五大夫爵位及其以下凡有立户者。它以户为单位,在秦朝征收实物茧、丝,每户纳茧六两,在汉初则转而征收钱币,每户上缴十六钱。户赋由各里在每年五月集中收取,上缴所属乡部,然后再由乡部统一交付到县廷。这一过程由乡部全权负责。乡里上缴的户赋在县道一级统一由县(道)少内负责管理调度,保障户赋在全县(道)内的正当使用,并向上级二千石官缴纳余下的户赋。     

再谈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从其与“名田宅”制度的关系入手

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与同时期施行的"名田宅"制度有直接关联,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对户赋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一阶段户赋的成立主要基于以下逻辑:国家授田宅的前提是立户,民众为占有田宅而立户,立户便有了户赋的征收。换言之,官府以"名田宅"制度吸引并促使民众立户,进而征收户赋。户赋征收的对象为上到五大夫下至司寇、隐官为户主的民户(均含上、下限)。其于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时起征,到汉文帝时停征,此亦是秦汉时期官方推行"名田宅"制度的上下时间断限。这段时间内的田租、田刍、田咘、户刍等税赋及此后针对民户进行的"以訾征赋"与户赋征收均存在一定关联,但在赋税性质、课税范围上则与后者差异显著。     

再谈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从其与“名田宅”制度的关系入手

秦至汉初的"户赋"征收与同时期施行的"名田宅"制度有直接关联,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对户赋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一阶段户赋的成立主要基于以下逻辑:国家授田宅的前提是立户,民众为占有田宅而立户,立户便有了户赋的征收。换言之,官府以"名田宅"制度吸引并促使民众立户,进而征收户赋。户赋征收的对象为上到五大夫下至司寇、隐官为户主的民户(均含上、下限)。其于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时起征,到汉文帝时停征,此亦是秦汉时期官方推行"名田宅"制度的上下时间断限。这段时间内的田租、田刍、田咘、户刍等税赋及此后针对民户进行的"以訾征赋"与户赋征收均存在一定关联,但在赋税性质、课税范围上则与后者差异显著。     

论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中的乡司

宋代乡司处于宋代财税征收的第一线,实际上控制着县乡赋税征收的全过程,成为大权独揽的县下各乡征税总管,其职权与运作,直接关系着宋代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运转,影响到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乡村基层社会的政治安定。宋代乡司的出现及其在县乡赋税征收体制的职权地位,是以商品经济的日趋繁荣及土地占有关系的剧烈变动为其深刻的经济背景,随着两税法之后乡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及“惟以赀产为宗”的新税制的复杂化而逐步形成的,是两税法之后新的赋税征收模式的产物。乡司取得县乡征税总管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适应宋代赋税征收体制的需要     

册书与明清以来两湖乡村基层赋税征收

册书脱胎于明代里甲组织中管理赋役册籍、负责推收过割的一种职役。最初一般称为里书，以后各地名色不尽相同。在明初里甲组织较完善之时，他们只是负责保管和编造赋役黄册，并协助里长催征钱粮。到了明中后期，随着里甲组织的松弛与解体，特别是官方册籍的失实，册书因其握有私册而成为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重要的赋税中介人，并实际控制着基层赋税征收的全过程。特别到了清代中后期以至民国。册书更呈现出世袭化和包役化的趋势。本文以两湖地区为中心，探讨了册书在明清以来乡村基层赋税征收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世袭化、包役化过程。并认为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削弱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     

明清时代的“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北大核心

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赋税征收以及各项支出以银两作为统一的标准,奠定了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统计银两化”。“统计银两化”只是一种国家财政的统计标准,在所谓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中,铜钱的地位依旧重要,依然存在着“银钱并行”与“银钱兼权”,银两与铜钱不但有法定的比价关系,而且在国家财政收入、支出体系中,银两与铜钱各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在赋税征收中,虽然以银两为征收标准,但往往折钱输官,以铜钱交纳,然后再由州县官照市价易银报解。银两体现着国家财政以及赋税征收的统计标准尺度,钱文则是一种生活的日常。     

明清时代的“统计银两化”与“银钱兼权”

明代中后期以及清代,赋税征收以及各项支出以银两作为统一的标准,奠定了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统计银两化"。"统计银两化"只是一种国家财政的统计标准,在所谓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中,铜钱的地位依旧重要,依然存在着"银钱并行"与"银钱兼权",银两与铜钱不但有法定的比价关系,而且在国家财政收入、支出体系中,银两与铜钱各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在赋税征收中,虽然以银两为征收标准,但往往折钱输官,以铜钱交纳,然后再由州县官照市价易银报解。银两体现着国家财政以及赋税征收的统计标准尺度,钱文则是一种生活的日常。     

走马楼吴简中的"调"

汉代的“调”除了按户或根据赀产征收外 ,还有多种途径 ,如按田亩、按奴婢数量等等 ,为“正税”以外各种苛捐杂税的通称。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 ,孙吴赋税非常繁重 ,对东汉赋税制度多有保留。走马楼吴简中的“调”应该属于苛捐杂税性质 ,与曹魏实行的制度化之户调不同。     

论曹魏租调制中的田租问题

曹魏时期的田租 ,《三国志》、《晋书》、《通典》均作每亩四升。这一租额 ,在众多的论著中 ,无批判、无怀疑地被引用 ,并被作为展开曹操政权的性质、两汉魏晋时期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等问题探讨的重要依据 ,而且还成了西晋占田、课田以及租调制度研究的出发点之一。对此贺昌群、周国林曾提出过疑议。本文在介绍周国林研究的基础上 ,重点从汉代租赋制度的弊病、东汉时期的租赋改革动向以及曹操实行租调制的目的等方面 ,对周国林的见解作一些补充和修正 ,论证“收租亩四斗”说的可能性。而最终目的则是想通过对曹魏租调制的探讨 ,来寻找中国古代社会向中世纪社会转型的轨迹     

里耶秦简中的积户与见户——兼论秦代基层官吏的量化考核

里耶秦简有一些迁陵县的积户和见户记录。积户实际是县、乡对全年户籍核查和登记的累积户次。从积户与实际户数的关系推算,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迁陵县的户籍在2 000户左右,人口估计有10 000人以上。见户是每年经过“核验、钩校”后新增交纳租赋的民户,主要和垦田(即“舆田”)有关。截止到秦始皇三十五年,迁陵县共有356户交纳租赋。无论是积户的核查和登记,还是见户的审定和统计,秦代基层官吏的量化考核都始终在管理过程中起着保障、推进和奖惩的杠杆作用。     

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考辨

笔者认为 ,五代十国时期吴、南唐田税的变化是唐宋之际两税法税制变迁的反映 ,吴顺义改革和南唐升元改革主要是将原来户税钱转向地亩征收。税钱仅是田亩税的一部分 ,还有税米同时存在。吴、南唐田税始终是钱米并征 ,是以后宋代田税夏钱秋米的滥觞。     

江苏日伪政权赋税征收研究

“维新政府”时期,江苏各地伪政权基本上处于松散状态,赋税征收各自为政,各县境内自行设置关卡,上下交征。汪伪政权成立后一年,伪苏省财政厅大加整顿全省赋税,设立伪财政局,隶属伪省财政厅,但伪财政厅仍无法驾驭各伪县长,有些伪县长对伪省财政厅的指令置若罔闻。“清乡”高峰时期,伪政府对“清乡区”达到了较强的控制,部分克服了“清乡”前和非清乡区的混乱局面。     

一个果业协会与800户农民的诚信合作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800户农民每年愿意支付每棵树“一斤水果钱”的酬劳作为指导费，“一斤水果”钱，使3500亩“公子树”开花结果，800户农民增收上千万元：使6万亩“不开花、不结果；光开花，不结果”的退耕还林果树有了希望。     

唐代周边内附诸族赋役问题探讨

唐代周边内附诸族承担赋役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内附诸族注籍以编户身份承担额税,其中包括内迁唐正州境内的北方蕃胡按户等、丁口承担定额税及交纳畜产税,由唐境外迁入正州境内的归化蕃人在减免赋税十年后与华夏百姓承担相同的赋税,南方夷獠按户等输纳岭南诸州汉人税米户税额的一半,以及岭南局部地区夷僚户按丁口承担区域性统一额税。第二类,内附诸族以集体为单位承担赋役,包括羁縻州以上贡形式向中央交纳赋税,羁縻州土长刺史以进献形式向所管州府纳税,或正州内蛮獠集体承担固定数量的赋税。唐代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类型的内附民承担不同形式的赋税,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体现了唐治理周边内附诸族不同于内地行政制度的指导思想,具有羁縻性质。     

唐代周边内附诸族赋役问题探讨

唐代周边内附诸族承担赋役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内附诸族注籍以编户身份承担额税,其中包括内迁唐正州境内的北方蕃胡按户等、丁口承担定额税及交纳畜产税,由唐境外迁入正州境内的归化蕃人在减免赋税十年后与华夏百姓承担相同的赋税,南方夷獠按户等输纳岭南诸州汉人税米户税额的一半,以及岭南局部地区夷僚户按丁口承担区域性统一额税。第二类,内附诸族以集体为单位承担赋役,包括羁縻州以上贡形式向中央交纳赋税,羁縻州土长刺史以进献形式向所管州府纳税,或正州内蛮獠集体承担固定数量的赋税。唐代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类型的内附民承担不同形式的赋税,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体现了唐治理周边内附诸族不同于内地行政制度的指导思想,具有羁縻性质。     

春秋末年晋国六卿田制和税制再研究——以临沂银雀山汉简《吴问》篇为中心

临沂银雀山汉简《吴问》篇反映的是春秋末年晋国六卿的田制和税制改革。其田制改革是改藉田制为授田制,并改100方步一亩的周亩制为160方步到240方步一亩的大亩制。五口之家(两个劳动力)的受田数是中地100大亩,实行耕一畹,休一畹的休耕制。其税制改革是实行按户征收赋税的制度,范氏等五卿有赋有税,惟赵氏在某些领地有赋无税。     

创新加强零散地方税收联合征管举措

正近日,辽阳市地税局、国税局、财政局联合签发文件,从今年6月1日起,全市各县(市)区地税局在对应的县(市)区国税局办税服务厅内设置一个地方税费征收窗口,负责征收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零散地方税费。这项举措在全省尚属首创,初步测算全市每年可增加地方税收6000多万元。今年初,辽阳市地税局通过税费征收保障平台数据比对,发现国税增消两税与地税附征税费存在差异,其中个体共管户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