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文章首先对四川省农地非农化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总结了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几种途径;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四川省近十年来的建设用地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近年来四川省建设用地对GDP增长的影响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严格保护耕地的情况下,提高建设用地质量的对策建议。     

城市扩张剧烈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农地作为人类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的基础,其数量和质量的特征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途径入手,基于增长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构建了有限分布滞后模型,并应用北京地区1987-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北京市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显性贡献率为8．42S,表现在每年农地非农化产出弹性系数达0．0659,滞后期为三年。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隐性贡献率为24．73％,表现在其对催生非农劳动力的弹性系数达0．0465,滞后期为2年。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将农地非农化过程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划分为制度收益和发展收益,通过比较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以判别驱动地方政府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发展收益,而中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则表现为发展驱动型,发展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制度收益。中央政府要达到控管农地非农化进程的目标,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经济管理手段来约束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违规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引导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节约与集约利用非农用地。     

我国农地非农化问题讨论综述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进程的加快,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即农地非农化或农地转非)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大,由此引发了诸如征地制度、征地收益、补偿标准、失地农民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农地非农化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现将近年来有关农地非农化问题的讨论做一综述,以飨读者。     

广东30年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文章重点探讨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的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明显的,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平均滞后期为3—4年,同时广东建设用地增长与经济增长均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珠三角地区是建设用地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高值区域。引入建设用地综合扩展模型,将广东各城市按照建设用地扩展差异划分为剧烈扩展、强扩展、弱扩展和稳定型四种类型。不同类型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与效率是不同的,稳定型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最大,其次是弱扩展型,再次是剧烈扩展型,强扩展型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最弱,另外,剧烈扩展型地区的建设用地效率最高,其后依次是强扩展型、稳定型、弱扩展型。     

基于空间的省际农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农地非农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运用Moran’sI指数测度出我国农地非农化与其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省际间农地非农化存在正的空间相关关系。根据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通过对比得出,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收益、城市化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对农地非农化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地非农化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地保护政策对农地非农化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适度性研究

贵州省农地非农化程度不在最适度的区间里,贵州省应争取政策支持,统筹规划耕地保护与基本建设用地指标管理,突出县(市)在农地非农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对县市或乡镇进行适当合并,以增加县级政府对城乡建设的统筹空间,发展特色产业,走农村新型城镇化道路。     

粮食主产区农地利用状况分析

本文通过农地利用强度、农地利用制度、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等多角度来分析粮食主产区的农地利用状况,简述了我国现行粮食主产区的农地利用现状和粮食产量现状,并据此提出了我国粮食主产区农地利用存在的问题,如农地利用效率低、城镇化对农地利用强度的制约、粗放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农地边缘化、农业用途的管制存在缺陷、农地利用的制度和法律还不健全.针对这些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法,如选择高效率的农地利用模式,改善城镇化建设导致的农地利用强度,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发挥农产品价格杠杆作用,加强农地利用制度和法律建设,增强农业种植的科学技术以促进土地可持续性等.     

农地过度非农化背后的地方政府行为机理研究

农地过度非农化虽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威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无疑是造成当前农地过度非农化的重要主体.本文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具有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现实途径.因此,要遏止农地过度非农化,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削弱地方政府促使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割断它的现实途径.     

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子及脱钩效应贡献分析--以安徽省为例北大核心

基于安徽省统计数据,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量进行测度,然后运用扩展的Kaya等式和LMDI法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分解,进一步对脱钩效应及其贡献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安徽省建设用地规模以年均4.8%的速度不断扩张,同时,建设用地碳排放以年均12.87%的速度激增,到2019年达到747.23万吨。建设用地碳排放增加的驱动因素按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能源强度、建设用地规模、经济增长和城市人口密度,促进建设用地碳排放减少的因素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建设用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弱脱钩,对脱钩经济增长努力有效的五大因素按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建设用地规模、能源强度和城市人口密度。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调控建设用地规模等可成为未来安徽省抑制建设用地碳排放应优先考虑并重点采取的有效措施。     

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持续增长能力影响

首先从索罗增长模型出发分析表示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关键指标,其次通过1998—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建设用地规模对相关关键指标影响,以推出建设用地扩张对经济持续增长能力影响。结果表明:①索罗增长模型中单位资本产出水平是考量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指标,其决定经济增长率与增长空间;②面板计量结果中1998—2008年间中国建设用地数量对单位资本产出水平有显著负影响,说明期间建设用地扩张减小经济增长率与增长空间。研究认为,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应严控建设用地扩张,以减小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依赖程度,进而促进技术进步,倒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格局演变及协同关系

文章研究了1990—2017年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情况及经济规模变化情况,并对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990—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总体呈加快态势,各城市在不同时期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的变化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大湾区内城市经济规模多数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行前列,且位序逐渐攀升,仅有肇庆和澳门在1990—2017年经济规模在广东—港澳范围内排序明显下降。以1990年为基期,至2017年,大湾区整体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有序性不断增强,上升速度2010—2017年期间与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体现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增长和经济规模增长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各城市间建设用地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同度演变差异性十分明显。深圳、珠海、中山三个城市建设用地增长对经济规模增长的作用效率在研究期间不断上升,其他多数城市研究期间该效率在2000—2010年期间达到最高,2010—2017年期间均出现明显下降。各城市间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目标定位的不同造成了建设用地和经济规模增长协同性的差异。     

纵向岭谷地区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基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考虑

农地资源稀缺、生态环境独特的纵向岭谷区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如何优化农地资源的配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通过对目前农地资源配置的困境分析,阐述了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该本着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障地方粮食安全、满足地方工业化、城镇化的用地需要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则,同时应规范工业化、城镇化的用地需求、推广农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实现农地非农配置与农民非农化的协调、引导农业规模化经营、推广都市农业等.     

我国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农地非农化与碳排放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我国31省(市、区)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算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整体而言,农地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将会增加碳排放量,但也存在区域差异,从样本考察期来看,中、西部农地非农化现象显著地增加了碳排放。但对东部地区来讲,从整个样本期来看,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但是近年来该地区农地非农化增加碳排放的趋势却逐渐减缓。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土地隐形市场研究综述

从中国土地隐形市场的概念、表现形态、形成原因和防范治理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认为:土地隐形市场是在我国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各利益主体在土地产权权能流动过程中绕开现行土地法律法规擅自行动而形成的一切土地交换关系之和,通常是指当事人因利益驱使擅自改变原有土地用途或使用类型而形成的土地交易市场;国有土地隐形交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农用地隐形市场随着国家农地流转法律的修正完善而逐渐显形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以及农地非农化隐形市场普遍存在,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乡结合部尤其活跃;夯实土地隐形市场研究基础,统筹谋划、积极实践,分层分类分阶段推进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最终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1990年代我国新增非农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异特征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中的核心领域之一。章利用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在RS和GIS技术的支持下,对1990年代我国土地非农化建设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人口增长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用于非农用途的土地增长迅速,10年间新增17,627．57km^2,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和南方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内陆地区相对较少。而且,新增非农建设用地占用的绝大部分为珍贵的耕地资源,比例高达85％以上,其余依次为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水域。章还分省区对非农建设用地的增长及占用其它类型土地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相关部门制定针对性政策保护耕地林地、遏制无序土地非农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最后还对非农建设用地增长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关系作了初步研究。     

基于要素贡献率的建设用地差别化管理——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利用武汉城市圈2001—2012年39个县区的面板数据和拓展的C-D生产函数,对城市圈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算,并结合要素贡献率和建设用地集约水平划分建设用地管控区,提出了总量控制和差别化调控的建设用地管理模式。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土地、资本、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07%、17.68%、62.18%,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依然有着重要作用且暂时很难被资金和劳动有效替代;2城市圈各县区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存在明显差异,最高为50.36%,最低仅为0.66%;3按照要素贡献率和建设用地集约水平,可将城市圈建设用地划分为优先供给区、重点供给区、适度供给区、内涵挖潜区四个管控区;4建设用地差别化管理可在管控区的基础上进行设计,通过总量控制和差别化调控两方面实现。     

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收集1999-2006年全国13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非农人口的增加、产业集聚的形成、政府自身利益的推动、房地产投资的上升是导致大中城市农地非农化过程的主要原因。对大城市来说,由于需求关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影响,产业集聚和房地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对中等城市而言,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才是农地非农化过程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别制定相应的城乡土地发展政策。     

土地供给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本文截取广州市2000至2009年连续10年的数据资料,定量地分析了广州市土地供给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和土地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及其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当前的要素发展模式为＂以建设用地供给投入为主,以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就业人口投入为辅＂的均衡型模式,其土地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分为＂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     

土地非农化调控机制分析

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经济发展 ,土地非农化不可避免。中国人多地少 ,农用地资源相对比较稀缺 ,生态、吃饭、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因此必须对土地非农化进行调控。由于农用地存在外部性 ,单纯市场调控失效 ,政府调控成为必然。政府调控有三种方法 :减少建设用地收益、提高农用地收益、既减少建设用地收益又提高农用地收益。政府调控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 ,通过市场发挥作用 ,中央政府应该收取地方政府的土地非农化收益 ,以此对农民的农用地经营进行补贴 ,以达到有效调控土地非农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