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收入与医疗保健支出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全国1985-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城乡居民收入和医疗保健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收入与医疗保健支出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城镇居民的边际医疗保健支出倾向、医疗保健支出的收入弹性都大于农村;(3)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收入增长,都将明显地刺激城乡居民增加医疗保健支出,长期则更为有效.     

我国研发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协整分析

文章以我国1995-2011年经济增长和研发支出结构中各部分支出数据为研究样本,在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对经济增长和研发支出结构中各部分支出进行了OLS回归分析,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研发支出结构中各部分支出变动和研发支出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和短期调整机制。     

我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

本文利用我国1970-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政府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我国的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协整检验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根据1978年-2011年整个湖南省的人均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对于居民消费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建立方程。本文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实证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但从长期来看,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还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论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根据1978-2005年我国历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     

我国贸易条件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我国1980-2006年的数据对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主要结论有:从总体上看,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负效应;经济增长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收入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是非常显著;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也都验证了协整分析的结果。     

浙江省县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态演化机制研究——一个财政支出结构的视角

由美国的次级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全球各国经济都遭受重创,当前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政府的当务之急.本文通过从理论层面阐述政府支出结构等因素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动态演化机制,并对2003-2012年浙江省58个县域政府支出结构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私人投资、就业人数、政府各项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从静态回归结果看,私人投资、全社会就业人口和政府各项支出对经济增长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无论短期效应还是长期效应,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消费性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和短期效应都大于教育事业性支出和科学事业支出,教育事业性支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效应大于科学事业支出,短期则反之.     

江苏化工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本文以江苏省1993-2003年化工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并在利用单位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考察的基础上,应用协整方法对变量的长期均衡进行分析,最后对集聚度和经济增长作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1993-2003年样本区间内化工产业集聚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集聚度和经济增长存在的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三次函数关系。     

我国经济增长与预算内教育支出增长的VAR时间序列分析

国内学术界对预算内教育支出规模增长的评价以静态分析为主,其缺点是难以反映在时间序列上教育支出规模与GDP的动态关系。本文以VAR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参数分析、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从动态角度说明预算内教育支出规模与GDP在长期趋势上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效果,借此说明GDP增长对预算内教育支出增长的冲击形态、冲击方向、冲击程度和冲击持续时间。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基于我国1985～2O08年的年度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二者之间是一种单向因果关系,即在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在长期,经济增长是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     

Is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in China too high?

This paper challenges the viewpoint that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in China is too high. First, this paper estimates China's nominal and real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s at both budgetary and full‐calibre levels, and make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using all available data of the IMF's GFS database for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revealing five stylised facts that expresses serious doubts about the statement that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in China is too high. Second, the paper proposes four indicators to measure asymmetric degree of China's central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and expenditure concentration ratio to identify whether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in China is too hig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 central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is lower and (ii) compared with asymmetric degree of China's central budgetary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and expenditure concentration ratio, asymmetric degree of China's central full‐calibre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and expenditure concentration ratio is more serious, indicating that the central full‐calibre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is much lower. Therefore, this paper not only disproves the view that China's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is too high, but also shows that China's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especially at a full‐calibre level, is much lower.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hows that asymmetric degree of China's central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and expenditure concentration ratio is ranked third in the world, and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the lowest ability to undertake full‐calibre fiscal expenditure among the world's countries. Finally, following the State Council's guidance on properly increasing central authority, the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improve central fiscal revenue concentration ratio, especially at the full‐calibre level.     

财政政策的顺周期实施效应特征与基本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为抵御外部风险、稳定经济增长,我国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策设计愈发重视反周期相机调控理念.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争议,不完全满足反周期特征,导致调控结果与初衷存在背离难题.为厘清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周期特征,本文引入多频谱分析,以极大似然小波分解(MODWT)剔除序列趋势成分的扩张效应干扰,利用带有时变参数的结构向量回归模型(TVP-SVAR)分析我国预算收支和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预算收支变化与经济周期趋同,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具有顺周期性.具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速变化一个单位将导致预算收支分别同方向变化0.7及 0.05个单位以上,预算收入变化一个单位将导致预算支出变化0.9个单位以上.本文还证明,预算收入的顺周期属性是导致支出与经济波动顺同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税收可持续增长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总结1994-2010年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基本特征,从经济税源基础、财税体制制度、税收征管机制三个方面剖析了中国税收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文章进而分析"十二五"时期中国税收可持续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经济税源增长趋缓、税制建设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财政体制和管理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以及征收管理能力的瓶颈制约等;最后提出建议:实行有减有增、总体减负的结构性税制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以壮大税收可持续增长必须的税源基础;推进税费改革、统一规范政府预算、深化分税制体制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巩固税收可持续增长的财税体制;推进全社会依法治税、实施政府综合治税、提升税收征管能力,以强化税收可持续增长的征管机制等。     

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菏泽的样本分析

生财、聚财、用财,其中生财是根本,聚财是关键。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实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但是地方财政困难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财政困难就更加显著。本文以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影响因素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样本地区山东省菏泽市1994-2009年的GDP以及三次产业增加值等数据,采用弹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及自向量回归模型分析等方法进行分析。通过对样本的分析,本文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增长要遵循可持续增长的道路。提出要加强服务意识,培植适合本地发展的骨干财源以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具体措施。     

中国财政支出与GDP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

利用协整理论对1952-2003年中国财政支出与GDP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的财政支出与GDP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中国财政支出与GDP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机制;中国的财政支出对GDP的弹性小于1。     

我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财政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我国1990-2008年GDP以及财政支出的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和协整检验,从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说明了我国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较检验

本文通过一个广义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三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考察中国1978—2005年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特征。在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它们之间的动态特性后发现:积极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效果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均要强于财政政策,长期内,积极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一直有递减的正效应,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由于挤出效应的影响,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呈负效应。     

中国财政政策动态效应的实证分析:1998~2004

本文对中国1998~2004年间实行的积极性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对数据性质的考察,我们选用了结构性VECM模型来研究。在结构性模型中,我们引入了长期约束和短期约束来识别宏观经济变量中的冲击向量,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对冲击向量的动态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冲击对总产出具有正向效应而税收收入冲击则具有负向效应,且支出冲击的正效应略大于税收收入的负效应。该结论印证了凯恩斯主义关于财政政策的主要结论。同时实证结果对我国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给予了支持:增加财政支出的效应很大程度上被同期税收收入的增长所抵消,财政政策对产出的贡献并不像预期的那么显著。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

本文首先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综述,认为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对总产出的边际效应,并利用生产函数框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其边际生产力显著大于1;进一步考察发现,如果就财政支出而言,中国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应该是20.0%;但是,如果把对象扩大到公共支出领域,中国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应该是27.9%.而实际上2004年的财政支出规模为20.8%,这说明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仍然没有达到最优,我国当前增加财政对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支持力度还应当继续.     

基于调整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府收支研究

政府收入规模不仅体现了政府的财政能力,而且反映着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格局及政府在其中的地位。纵观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持续下降的事实,要实现"让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目标,有必要适度控制政府收入规模。政府支出结构反映着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我国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必然要求政府支出内容上逐步减少经济建设支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更好发挥作用;逐步控制和适度削减政府行政性开支,建设一个节俭高效的政府组织;逐步增加民生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不断提高民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