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温室气体减排的经济对策——以吉林省为例

温室气体减排已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是我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工作目标之一。东北地区是我国高碳排放区,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较大。以2005年和2010年吉林省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数据为依据,分析吉林省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排放强度及主要排放来源,提出控制能源产业碳排放量过快增长、发展低碳能源产业和碳汇项目等节能减排的经济对策。     

基于RAS及I-O的建筑业隐含碳排放趋势及减排责任分担研究

基于I-O理论和RAS法,构建了我国建筑业隐含碳排放的核算模型和预测模型;进而预测了2011~2020年建筑业的隐含碳排放;以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_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为基本目标,分解了建筑业隐含碳排放的减排目标及关联产业的隐含碳排放减排的责任分担,提出了建筑业隐含碳排放降低的对策和措施。研究结果表明:2015~2020年各产业部门将释放10 537 913万吨的CO_2,其中的2 664 547万吨是建筑业产生的隐含碳排放,占总排放量的25.29%;建筑业98%的隐含碳排放减排责任归属关联产业,其中石油、炼焦、煤气及精制品加工业的隐含碳排放降低的责任之比达到了25.89%,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总责任的15.87%,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贡献位居第三,达到了12.25%。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及低碳农业发展模式研究

农业生产活动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分析影响农业生产总值的因素及这些因素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程度,发现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柴油量、化肥施用量是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结合农业生态系统特征,提出了基于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和增加农业碳汇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     

基于碳强度的碳交易机制分析

碳排放强度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考核指标,通过分析加拿大以碳排放强度为基准的交易机制,笔者认为该机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减少碳排放,在未来GDP相对确定的情况下能够降低减排效果的不确定性,从而更适合发展中国家。     

基于碳排放系数的煤炭循环经济低碳潜力计量

以典型的煤炭循环经济工业园为例,基于生命周期法对煤炭循环经济工业园的碳排放源进行追踪,构建了一种循环-低碳经济协同减排评价与决策模型。在此基础上核算了典型煤炭循环经济工业园整体CO2排放系数和煤炭循环经济减碳潜力,进而分析和评价了典型煤炭产业链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及煤炭循环经济减碳潜力。研究表明,煤炭循环经济的低碳价值占整体碳排放系数的7.81%,循环经济有一定减碳效果。同时研究指出煤炭利用环节CO2排放系数较高,提高煤炭的利用效率是整个煤炭循环经济工业园的减排方向;煤炭-煤化工产业链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较煤炭-电厂产业链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较低,科学适度地发展煤制甲醇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煤炭产业碳排放量的增长。     

碳减排交易为吉林省加快发展带来的机遇与对策

所谓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机制,是一些低碳排放量者向碳排放量配额者出售自己的配额,以降低高碳排放量者的减排成本。简言之,就是发达国家用"资金 技术"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指标)。由此而抵消发达国家国内超额排放的额度,从而减少     

国内外温室气体排放的对比分析

近年来,温室气体的减排分析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笔者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现状,并对国内外温室气体排放的数据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力图通过这种方式对我国CO2人均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在国际上的水平进行探讨,为我国在后京都时代如何承诺减排提供有利的前提和基础。     

江西省产业部门碳排放特征及减排途径——基于1992-2007年投入产出分析

根据江西省1992—2007年投入产出表,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江西省产业部门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完全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完全碳排放强度的排序不一致,产业部门的向后关联效应所引发的隐含碳排放影响极大。然后,根据直接碳排放强度和完全碳排放强度对产业部门进行分类,将产业部门划分为高碳排放部门、隐含高碳排放部门和低碳排放部门,并对不同类型产业部门碳排放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控制高碳排放部门的能源消耗,优化隐含高碳排放部门的中间投入以及合理协调发展低碳排放产业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江西省节能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省级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排放协同性及空间差异性研究——基于ESDA-GWR方法

温室气体减排与大气污染治理是中国现阶段环境保护面临的两大重要任务,并且,温室气体与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研究二者协同性及空间差异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ESDA-GWR模型及聚类分析,研究了2009—2013年中国30个省份CO_2排放和SO_2排放协同性及其空间差异性。结果显示:SO_2排放量与CO_2排放量、人均CO_2排放量、CO_2排放强度存在正向协同性;SO_2排放强度与人均CO_2排放量和CO_2排放强度存在正向协同性,与CO_2排放量存在负向协同性;且这种协同性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文章提出要因地制宜分地区、有针对性地、有区别地开展协同减排工作,以确保协同减排政策措施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积极探索跨区域的协同减排合作机制。     

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化肥、农膜、柴油、翻耕及灌溉五类碳源,借助碳排放估算公式计算了2005—2016年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并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6年间,甘肃省农业碳排放总量及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处于波动上升趋势,碳排放总量由160.68万t上升到228.35万t,碳排放强度由431.24 kg/hm²上升到536.8 kg/hm²;2016年甘肃省各市州农业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强度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二者增长变化趋势并不相吻合;农林牧渔总产值对甘肃省农业碳排放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农业劳动者素质对甘肃省农业减排具有显著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甘肃省农业减排的政策建议。     

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其修订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自愿承诺必将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其修订为中国提供了很多启示:循序确定排放权分配份额、拓展对温室气体与产业部门的覆盖、密切国际合作、坚持适度与公平原则、注重政策法律机制的综合协调等等。中国也应从欧盟的教训中得到启迪,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中国农业能源消耗与CO_2排放:趋势及减排路径——基于Holt-Winter无季节性模型和“十三五”的预测

利用能源CO2排放系数和1985~2012年农业能源消费数据,分析了我国农业能源消耗及碳排放状况,然后使用Holt-Winter无季节性模型对我国"十三五"农业能源消耗、CO2排放趋势进行预测,并探讨农业减排路径,得到以下结论:1985~2012年,我国农业能源消费量波动中持续增长,CO2排放系数高的能源在农业耗能中所占的比例有所提高。CO2排放量总体保持上升趋势,单位农业产值CO2排放强度逐年下降,但未能实现碳绝对减排。"十三五"期间,我国农业能源利用效率逐步提升,单位农业产值CO2排放强度继续下降。但能源消费量、CO2排放量仍会持续上升,农业仍不能实现但趋向于碳绝对减排。为实现我国农业节能减排,应发挥农业碳汇功能,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农业能源利用效率。     

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碳排放测算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根据贵州省2001—2014年相关数据,利用碳排放系数法测度贵州省14年间居民生活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贵州省居民生活能源消费CO_2排放量整体上呈增加态势,从2001年的5 145.07万吨增加到2014年的9 857.79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5.13%。(2)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CO_2排放量从2 343.23万吨上升到2 993.91万吨,增幅高达27.77%,其中电力和煤炭消耗是CO_2排放的主要来源,占比高达95%以上。(3)间接能源消耗产生的CO_2排放量从2 801.84万吨攀升到6 863.87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7.14%,其中食品、居住、交通通讯、杂项商品与服务是CO_2排放的重要来源,占比高达90%以上。     

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主体分析与对策

温室气体减排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方式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在经济"新常态"和国家确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的背景下,温室气体减排责任需要进一步调整。文章在分析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现行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存在着责任主体错配的问题,并相应地给出调整地区温室气体减排责任主体的建议。包括转变温室气体减排核算方法,突出从生产端转向消费端核算;加强能源就地转换,提高温室气体减排的效率;加大温室气体减排的投入,创新投入机制,设立温室气体减排专项基金;以碳排放交易为基础,建立能源生产地和能源消费地的温室气体减排交流机制等。     

基于能源活动的广州市二氧化碳排放清单研究

基于对广州市2010—2013年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特征的分析,发现:(1)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呈总量上升、强度下降态势,4年间能源活动以年均3.33%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速支撑了地区生产总值年均11.13%的快速增长。(2)从碳排放结构看,火力发电、工业、交通是广州最大碳排放源,约占各年度能源活动排放总量的87%,随着广州经济结构转型,火力发电和工业排放占比呈下降趋势,交通运输排放逐年上升。(3)从碳排放源看,煤炭燃烧排放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占年度碳排放总量的40%以上。建议:将能源和工业制造业作为广州市"十三五"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重点对象,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以宣传示范为重点,倡导低碳生活模式,推进温室气体控制能力建设。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

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践表明,相比传统的气候变化治理措施,设计合理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赋予排放主体更多的灵活性,用以选择成本最低的减排行动。目前,国际上主要以《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为碳排放交易制度建立的法律基础,以产权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研究碳排放权制度相关问题时,应立足国际视角将碳排放权作为人类的环境权益加以考量,并认识到碳排放权交易的双重属性。     

温室气体碳排放预测模型研究进展与分析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范围内占较大比例,为碳排放大国,减排压力巨大。为了更好地进行碳排放预测,估算中国碳减排潜力,文章对六种常用的碳排放预测模型从基本优缺点比较、基础数据的可得性、设计参数的难易程度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根据相关文献与应用实例阐述了不同模型的碳排放预测应用差异和可行性。提出在碳排放预测的实际工作中,应当充分考虑本地区的产业经济、能源消耗等特征,筛选出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并根据不同因素对碳排放影响的权重选择适当的模型,以达到最好的拟合和预测效果的建议。     

跨国巨头紧盯中国碳排放指标

美国国际集团（AIG）4月23日宣布，将注资400万美元于中国和美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于补偿该公司2006年业务部门所排放的62万吨温室气体总量。该公司中国成员公司主席魏欧林说，其中一半也就是200万美元将投资在中国新疆和四川的农村，并将碳减排的补偿额度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注册，并被封存。     

中国外贸结构调整的节碳效应测算

中国外贸结构的调整对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从定量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的改进算法和中国投入产出表,将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与外贸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在对各部门完全碳排放强度与外贸结构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基础上,重点对外贸隐含碳失衡度和外贸结构调整的节碳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与2007年相比,中国2012年各部门的进出口贸易的完全碳排放强度显著变小,大部分部门进口贸易完全碳排放强度要大于出口贸易的完全碳排放强度;出口贸易输出与进口贸易输入的隐含碳规模呈现动态上升与部门集中度高的特点,而外贸中的隐含碳净输出量则表现为规模下降与部门差别大的特点;总体来看,调整中国外贸结构能够有效降低我国贸易隐含二氧化碳排放的净输出量。本文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建议应加强减排创新技术,从技术层面上控制碳排放,同时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降低贸易隐含碳排放净输出量,此外征收碳税也可作为减少碳排放的重要途径。     

京津冀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

运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碳排放核算方法[1],测算2000—2011年京津冀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和单位面积排放量,从变动趋势、消费结构、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四个角度分析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京津冀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在12年间均呈增长趋势;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津冀的高排放主要是由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高耗能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引起的。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建立碳汇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