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公共管理”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思潮，反映了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新公共管理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有重要启示，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分析了“新公共管理”产生的背景、模式、主要内容和观点，最后提出关于我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建设性意见，旨在有力推动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信息网络技术对公共行政的影响

信息网络化正推动着公共行政现代化的进程,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对公共行政观念、公共行政要素、公共行政管理模式以及公共行政安全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行政学范式转移的角度看行政变革的趋势

行政科学的创立与发展最终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进而达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公共行政活动的不断发展，行政科学范式经历了从传统公共行政向新公共管理的演变，近年来呈现出向新公共服务的转换的取向。本文试图从行政科学范式转换的动态视角，追踪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活动的发展轨迹，探讨新公共管理范式目前所遭遇的质疑，以期能够对公共行政变革趋势进行解读。     

行政扩张与管理低效率:经济学视角的解析--有关科学政绩观的一种理论阐释

公共行政的效用函数决定了公共行政具有自行扩张的内在驱动力，行政绩效的显示行为常导致行政管理中的逆向选择和对制度均衡的破坏。优化公共行政主要应从约束规模扩张和建构较科学岛绩效评价机制入手。     

行政伦理价值向度的校正

行政伦理的内在价值向度,对于公共行政的实施以及行政文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导向、规范、激励乃至终极眷注的作用,因此是行政伦理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课题。以往关于行政伦理价值向度的观点,或者局限于公共行政的工具价值,或者偏重于某一单一的价值原则,使得公共行政或者失去理性价值,或者局限于片面价值。只有构建多维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才能保证公共行政的科学合理。     

新公共行政模式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一直实行的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管理者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新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契约行政、服务行政、有限行政和公开行政。新公共行政模式在其推行过程中受内外因素制约,需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先立法、再改革＂,改革行政系统内部机制,构建＂小政府、大社会＂。     

近十年国内公共行政价值观相关研究回顾与展望

深化公共行政价值观研究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行政改革的内在要求;是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国内公共行政价值观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多要素综合"行政价值观、"一元"行政价值观、"公平—效率"行政价值观等六大"流派"。这些研究成果,为经后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研究中仍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共识,加剧了公共行政价值观念的"分化"程度。展望今后公共行政价值观研究,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待"主体合流"、"综合创新"。     

治理语境下行政法与公共行政的合作伙伴关系

行政法与公共行政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行政法以正义为首要价值追求,要求的是公正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而公共行政以效率为首要价值目标,要求的是适应性和灵活性。在传统的"命令-服从"行政管理模式下,行政法成为了行政的附庸,公共管理的目标往往掩盖了行政法的价值,行政法与公共行政的相互游离、相互背反的对立面被扩大了。治理现代化的兴起为二者关系的转变提供了社会动因。治理意味着政府将更多地通过与私方合作的方式完成公共任务,行政法必须从结构、方法、思维诸多方面进行回应,从而建立二者的合作伙伴关系。     

论行政问责制中的道德责任

行政道德责任是行政问责制的关键因素,也公共行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实现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必须落实行政道德责任,建立起完善的道德责任机制,从而为责任政府的建立创造必要条件。     

行为失范视角下的政府公信力弱化与重塑分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权威的来源,是公众信赖政府的根本,是公共政策得以贯彻落实的基础。政府行为失范,是导致并加剧政府公信力流失与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立政府与公众的和谐互信关系,必须重塑政府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与社会公众建立起的信任关系,这离不开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建设。     

公共行政中的人性假设：事实与价值的论辩

“公共行政中的人是什么”是自公共行政创立以来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在事实层面,行政人员有着个人的利益诉求,以“经济人”的方式生活,但在价值层面,公共行政组织的规范目的应当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行政人员必须坚持以“公共人”为价值取向,这也是现代社会公共行政的发展的必然要求。欲使行政人员成为真正的“公共人”,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都很重要,只有双管齐下,行政人员才有可能自觉接受公共精神准则的制约,切实维护公共利益。     

我国行政民主化发展的制度选择——从法治的视角

行政民主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也是我国行政改革和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行政民主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制度化建设不高。在法治视野下,从程序法制建设、政务公开制度、行政参与制度、权力制约监督制度、政府责任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加强行政民主化的制度建设对于推动我国行政民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新型行政文化的创新思考

行政文化是行政主体在行政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以行政价值观为核心的行政意识形态。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的灵魂，制约着行政管理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型行政文化，可树立公务员的公共行政意识、正确的行政价值观和培养健康的行政心理。应从行政组织自身来加强社会主义新型行政文化的建设，从行政组织外部探索新型行政文化的形成机制。     

我国改革中依法行政主体的基本类型

依法行政主体无论是在观念意义还是在法律规定上,在我国行政法制度建设中都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清晰的概念。依法行政主体不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中整体的权利义务主体,而仅仅指公共行政事务的承担者,从行政法治角度而言,凡承担公共行政事务的主体。都必须依法行政,都是依法行政主体。法律学上的主体无非有组织和个人两类,依法行政的主体也限于组织和个人两种。但是,那些组织和个人能够承担公共行政事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就是相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情况也是不同的。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远没完成,其中对公共行政概念、范围的理解,公共行政组织社会形态的定型,传统上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管制行政向治理行政转变等等的改革成功,都是确立依法行政主体理论定型化的先决条件。     

中国新公共行政改革的问题和对策研究——基于公平正义的视角

新公共行政学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2008年第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的召开以后更是将关注的重点投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而其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更是转型时期中国行政改革的最大阻力。参照罗尔斯关于公平正义的界定，从分配、起点、社会排斥的层面解读中国改革中的不公正问题，进而按照弗雷德里森关于新公共行政理论的论断，提出从制度层面解决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不公正现象。     

“10＋1”经济区域化对行政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经济区域化已经对东盟各国的公共行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全新的要求，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典型的后发型国家，区域化进程中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问题也日益倍受我国政府所密切关注。     

从发展行政视角透析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理论注重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其理论沿革大体可以分为兴起、成熟和繁荣三个阶投。发展行政与政治发展的理论合流得益于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扬弃。发展中国家为适应时代的变迁纷纷运用“发展行政”的公共行政模式,进而促进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     

公共行政建设的制度安排与道德化选择

宗教伦理及传统的个体德性伦理等方面的约束减弱和公共信仰危机的日益加深,公共行政伦理研究开始重视道德化的制度安排,其意义在于制定和运用具有人性化特征的制度来约束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其公共行政制度安排与道德建设任务还远未完成,基于此,认真区分公共行政制度道德与行政人员个体道德,正确处理公共行政制度的道德化与公共行政道德的制度化的关系,对于认识理解公共行政伦理的价值,敦促政府建立符合国情的公共行政道德规范体系,促进和谐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共行政模式:韦伯主义还是管理主义

韦伯主义是近百年来西方公共行政的传统模式，管理主义是当前西方行政改革的主导方向。国情条件的制约决定韦伯主义仍是我国改革的主导模式，但也要力求用管理主义模式的某些指导思想来克服韦伯官僚制的弊病。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应是两种模式的同步渐进，互补合流。     

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公正途径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公共行政的基本问题，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公共行政长期陷入一种矫枉过正的局面中，这是由于公共行政总是努力直接地去矫正公平或效率的偏差而造成的。其实，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辩证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在公正中达致统一的。对于政府来说，应当通过提供公正来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由政府提供的公正主要包括政策层面的公正价值和行政人员个人层面的道德价值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