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DI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的分析视角

笔者从东道国的视角,研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相关因子并构建理论模型,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以及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选取相关数据分析比较东道国的相关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效应的首要因素,但东道国通过专利溢出的研发资本存量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子。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因素的实证分析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角度出发,运用SPSS19.0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对影响中国对外投资行为因素进行了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受到东道国经济增长、东道国平均工资水平、两国信息成本、文化差异、法律环境以及政策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东道国人均GDP、一致的法律体系、语言一致性及政策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正影响,而信息成本及东道国的工资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负影响。     

多维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研究

将制度环境划分成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维度,以2003-2015年中国对121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了东道国多维制度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律、监管质量和货币自由度等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有显著的制约作用;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腐败控制、投资自由度以及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显著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测算的对外直接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水平较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因此,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应客观评估东道国制度环境带来的投资效率损失,建立风险预警及应急制度;同时政府也应就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风险与东道国商讨,以保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益。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跨国投资行为日渐活跃,人民币汇率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我们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汇率波动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而汇率预期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相对劳动力成本及资源禀赋等,也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容忽视的因素,但东道国开放程度及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当考虑"走出去"等一揽子战略的配套和协调。     

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基于经济自由度指数、全球政府治理指数以及荷兰学者Hofstede的国家文化指数,全面构建了东道国经济、法治和文化制度的评价指标,利用2003-2009年我国在51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考察了东道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受到制度因素的驱动,具有显著的"弱效制度"规避和"强效制度"寻求动机。具体来看,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东道国正式制度质量越是优于我国,越能吸引我国的投资。非正式制度方面,东道国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文化距离)会对我国的对外投资形成障碍。     

FDI与我国投资环境优化浅析

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据统计,如果把我国各省作为独立的区域来看,从197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20个地区全都在我国。作为吸引对外投资的第一大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好坏对FDI的区位选择有着直接影响,反过来,FDI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投资环境的优化又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下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自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经验证据

鉴于全球跨境投资政策和国际经贸规则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面临的风险与日俱增。本文利用2005—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具有东道国"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偏好"的特征。引入市场因素时,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存在市场寻求型动机,但市场规模弱化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的不利影响;引入资源因素时,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资源寻求型动机,这表明掠夺国外资源的评论是失实的。最后,本文建议政府层面有必要完善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服务和救济机制,全方位保障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利益。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及潜力测度——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分析

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基从全样本和东道国收入双重视角,定量估计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GDP,东道国GDP、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沿海,以及东道国与中国有共同边界及签订自贸协定或合作组织呈正相关关系,与东道国工资水平及中国与东道国之间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而从东道国收入分类视角测度的距离、东道国工资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影响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方向及程度大相径庭。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将沿线东道国分为"投资过少"、"投资适中"和"投资过剩"三类。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启示

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

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

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分析

<正> 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非可控性,从而造成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风险.正确地预测、评估、进而防范风险,则可能最大限度地削减风险损失.一、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剖析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客观环境,对投资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投资风险.主要包括:     

基于引力模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一直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通过利用2004—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借鉴"引力模型"原理,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得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双边贸易额,经济距离以及工资水平等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做出最佳决策。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技术回归

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以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3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R&D）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正相关因素。同时,本文以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了正向影响;当技术差距缩小后,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东道国因素与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特征

国际直接投资时空分布的差异性对忽视东道国因素的西方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东道国因素对国际生产资本地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是东道国因素与投资主体综合作用的结果,东道国环境、体制、政策系统的状态特征决定了东道国外资特征。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政府为了促进和保护双边投资签署的协议。作为特定的联系两国的双边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给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保护,因而对企业的投资区位决策产生影响。本文建立了关于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制度环境与母国制度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作用的研究框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至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有三点发现:首先,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进企业到签约国投资;其次,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替补东道国制度的缺位,对于促进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签约国投资的作用更大;此外,双边投资协定还能够弥补母国制度支持的不均衡性,对于帮助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     

制度环境、相对资源优势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进入模式

本文基于制度基础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重点研究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股权进入模式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首先,在正式制度环境越不完善的国家投资时,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更大;在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差异越大的国家投资时,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越大。其次,在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的国家投资时,技术基础越雄厚的企业选择合资的可能性越大;东道国与中国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并不能通过影响企业的技术基础,进而影响我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此外,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对我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股权进入模式的选择没有影响。本研究对不同资源优势的企业在面临东道国复杂制度环境下如何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参考价值。     

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再探索

近年来,江苏省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对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已有人做过实证分析,然而其变量的选择、数据的选择、参数的检验以及其研究的片面性,难以令人满意。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受出口的影响比较大,而对东道国的汇率、GDP、人均国民收入不太敏感。江苏省的对外贸易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或者说对外直接投资是江苏省"走出去"的后续阶段。     

减少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几条途径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以及自身经营管理等原因所造成的事先难以确定的导致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从事直接投资的活动中,因东道国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所造成的投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虽然与投资者无直接联系,一旦陷入,便会使投资者难以应付。主要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政策变动风险、国有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