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 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本文从人力资本、储蓄与投资、制度创新三个层面研究了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通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对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人力资本、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初始人均GDP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条件收敛;人口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论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与人力资本投资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刘易斯拐点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式微。失去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中国经济要保持增长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投资,即在以往以"量"取得人口红利的优势消失之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再创以"质"取得的二次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投资既可以弥补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而丧失的创新机制,也是知识经济时代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蔡昉:挖掘人口红利空间

2015年中国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会逐步结束,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意味着过去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人口抚养负担低的情况将改变。因为过去30年经济增长近10%,与充分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几个理论问题

农业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标准;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表现为相对剩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是由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决定的,供给量是由劳动力转移后可能获得的净收入决定的,当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过高时,必然会出现一边过剩一边短缺的现象;由于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检验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成功转变为一元经济的转折点,其典型特征表现为工资水平快速上升.本文对我国农业的制度工资决定和变动方式进行了探讨,并对转折点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尚没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的二元经济已经到达了标志着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的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通货膨胀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关系及其治理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后,普通劳动力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将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其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否也与此有必然的联系？理解通货膨胀的根源,对于把握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制定通货膨胀治理政策乃至其他相关政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本文对这些相关问题作分析,得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通货膨胀在实际经济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作为“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现象仍须引起重视,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机制及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然而,近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国际劳动力接轨等因素,使第一次人口红利快速消损.本文正以红利漏损为切入点,分析了文化、工资、年龄、保险体系、土地流转以及产业结构等六种红利漏损.不管是数量型的、质量型的还是结构型的红利漏损其实都属于潜在人口红利,并依托供需模型分析了其形成机理,最后对于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

近年,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两大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是在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工短缺,二是经济为什么能长期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对此有不同的议论和解释.其中有些"创新"的观点,虽然语出惊人,但并非正确,由此而产生误导,影响到学术界甚至是当局者的决策,有必要加以讨论,澄清是非.     

新疆人口红利问题探析

本文针对新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形成的人口红利问题进行深入探析,并就如何维持人口红利期以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学界仍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剩余劳动力测算、人口流量与存量争论、工资上升原因解释及其他指标解读等方面对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据此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问题的方向.     

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阶段的分析,得出人口红利变化会呈现倒U型曲线的一般规律,并依次经历三个关键转折点。采用增长贡献分解法对中国人口红利变化的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人口红利区间,在2010年越过人口红利拐点,此后人口红利贡献率持续降低,并将在2030年转向人口负债。人口红利变化通过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等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基本路径、劳动要素、资源要素、政策调控和根本目标等方面进行转型。     

关于人口红利的一般讨论——兼论老龄化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问题

人口红利是近些年来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概念,该概念旨在描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目前关于这一概念尚有很多混淆的认识。^[1]概念的混淆可能导致当前存在大量关于人口红利计算方法的不解与对实现人口红利的条件的忽视。^[2]在参考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意在进一步明确人口红利的概念以及人口红利作用的经济机理,并探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可能的实现途径。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2010年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转折点,这预示中国人口红利拐点将很快到来。面对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型短缺并存、老龄化和失业并存、高资产价格、国内分配体制失衡、国际分配体系不利等问题的挑战,急需制订战略性政策措施。通过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改善人才环境,吸引和留住人才;增加教育投入,减少结构性失业;促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以达到减少劳动力需求、多渠道加大劳动力供给,进而消除和降低阻碍人口红利实现和取得的障碍,充分实现未来人口红利的目的。     

人口红利与劳动力短缺

由于民间创业、投资和就业的严重不足,中国的国民经济目前和未来存在着五大失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同时,在人口结构中,儿童比例将会一直下降,而老年人占人口的比重会一直升高。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而且会越来越明显,即使如此中国的劳动力并不短缺。文章将具体分析劳动力不短缺的原因,并对劳动力不短缺条件下出现的民工荒做详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