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精准扶贫背景下的旅游扶贫精准识别研究——以寿县为例

农村旅游扶贫是精准扶贫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和一般的输入式扶贫方式不同,它是一种"授人以渔"的扶贫方式,是精准扶贫一个长期有效的方法。本文基于中国精准扶贫的背景,对寿县的旅游扶贫资源、目标人群等进行了识别,提出了市场识别机制和模型并构建了科学的框架。研究发现,寿县旅游业的发展在扶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直接惠及寿县人民。     

后精准扶贫时期农村隐性贫困的精准识别与治理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贫困农户微观数据分析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贫困治理呈现出新样态:贫困户的显性贫困维度得到改善的同时,住房、健康和教育等隐性维度仍存在较深的剥夺,尤其是体现在非建档立卡户群体上;在有限扶贫预算和单一基层政治考核制度的双重约束下,扶贫资源的分配过程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瞄准机制的内生缺陷。贫困户和贫困村的贫困剥夺是全方位的,表现在维度上各有侧重,微观差异明显。走出贫困治理的新困境需要调整扶贫策略,将多维贫困的理念深入基层农村,关注多维隐性贫困问题,提高多维贫困识别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继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分类施策;实现扶贫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有效衔接;优化基层政治考核机制,建立与村庄微观特征相兼容的多维扶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切实提高基层乡村的贫困治理能力。     

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测度方法及实践进展

Sen的可行能力理论从哲学高度来界定贫困概念,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单一学科,构建了多维贫困的理论基础;多维贫困理论是对发展贫困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同时,公理性条件的提炼则为多维贫困测度奠定了科学基础。满足公理性条件和易于操作是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开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目前,Watts方法和A-F方法因其具有的良好性质而被广泛应用。各国在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上发展不平衡,处于多维贫困研究前沿的国家的多维贫困测度实践也开展得较好,相反,印度、中国等贫困人口大国却相对滞后。应进一步深化多维贫困理论研究,继续开发和完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并积极展开以多维减贫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和减贫政策研究。     

基于战略管理模型的部门精准扶贫机制研究

部门扶贫是部门的职责所在,既是弥补部门在贫困地区欠账的要求,也是缓解多维贫困的必然选择。当前部门扶贫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战略规划,打乱仗、精准度低、效率不高。部门精准扶贫模式应以战略管理模型为基础,为此要加强统筹和顶层设计,明确部门扶贫相关主体责任,探索多样化的部门扶贫方式与途径,建立部门扶贫绩效目标责任制,完善立法,探索建立部门扶贫激励机制。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中国省份多维贫困的动态测度———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的９省为例

在主成分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上,以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８个年度中的９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选取四个维度１０项指标,测算了各省不同时期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并进一步考察省份间人均收入高低与多维贫困指数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中部的河南收入贫困最严重,其次为西部的贵州和广西,东部的江苏和东北部的黑龙江最小。然而,从多维贫困减小程度来看,减小幅度最大的为中部的湖北,而并非东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小的为辽宁,也并非河南、贵州或广西;到２００９年,湖南省多维贫困指数值最小,黑龙江和辽宁最高。因此,多维贫困与地区经济或家户收入之间呈弱相关关系。     

中国农村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基于剥夺和需求的视角

2000年以来,我国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农村致贫因素以及贫困表现形式都发生重大变化,对农村贫困的识别已经从静态收入需求单维向动态多维转变。运用Alkire和Foster关于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构建包括教育、健康、卫生条件、生活状况等7个指标的农村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选取6个年度CHNS面板样本数据,分别从剥夺视角和需求视角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进行识别、追踪和分解。前者分析农村多维贫困情况,并对致贫因素进行甄选;由于目前收入仍然是衡量贫困的核心指标,所以后者从需求定义出发,对贫困人口的不同贫困程度进行研究,考察非收入贫困群体中存在的隐性贫困问题,依据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启示。     

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的路径分析——以四川省冕宁县为例

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是借助电子商务促进农产品产业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帮助农民增收的精准扶贫方式。本文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深度访谈的方法对四川省冕宁县的农产品电商精准扶贫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以问卷数据展示冕宁县农产品电商已有的发展基础、存在的困难与挑战,并根据相关的资料与结论为冕宁县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有效路径。     

乌蒙山片区旅游发展及扶贫模式研究

乌蒙山片区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落后,旅游业是一种实现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选择正确的扶贫模式是实现其目标的关键。在总结乌蒙山片区旅游发展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结合乌蒙山片区旅游资源特征,提出了该片区旅游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资源环境带动模式、旅游市场带动模式、旅游交通带动模式、旅游景区带动模式、旅游城镇带动模式、旅游乡村带动模式和旅游商品带动模式。     

西部山区县电商扶贫路径研究:以陕西凤县为例

电商扶贫是行之有效的精准扶贫方式,也是互联网时代扶贫工作的新特征。关于电商扶贫研究,尤其西部山区县电商扶贫研究相对匮乏。基于凤县的代表性,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凤县具有一些电商扶贫的可行条件,但目前凤县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基于此,认为西部山区县更应重视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重视电子商务进农村以推动农村扶贫脱贫。提出"五不出村"理念,指导电子商务发展,还应重视政府的主体责任与共享经济模式。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基本医疗保险并轨问题探讨--以广东省为例

在基本医疗保险并轨的探索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碎片化已成为基本医疗保险发展的最大阻碍,打破城乡由于户籍制度所割裂成的二元结构,逐渐成为医疗保险并轨的着力点。湛江PPP模式的应用以及德国、日本等福利国家医疗保险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为广东省医疗保险并轨提供了典型的发展方向,笔者在此对基本医疗保险中出现的问题给予提炼,并提出了建议。     

基础设施可获得性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居民的多维贫困——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基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选取四个维度9个贫困指标,运用自助法（bootstrap）考察了基础设施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和城乡差异,并对不同收入组的多维贫困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交通、卫生和生态基础设施均具有降低多维贫困的作用。（2）基础设施降低了农村住户的多维贫困,但是对城市住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明确。（3）交通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周期变动的规律,卫生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逐渐变小,生态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倒“U”型。（4）社会不安全加剧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多维贫困状况。（5）卫生基础设施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对高收入组的影响却不显著。     

广西石漠化地区贫困现状及扶贫模式研究综述

石漠化地区历来是广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也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广西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多年来,广西不断加大石漠化地区扶贫开发力度,创新扶贫工作方式取得了显著成绩。文章总结归纳近些年学术界对广西石漠化地区贫困现状、贫困致因研究,以及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研究等,提出五种扶贫模式及其他扶贫模式结合对石漠化地区治理和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     

精准扶贫目标下贫困农户增信路径探索——以保证保险贷款和联保贷款为例

贫困农户因缺乏可用于抵押担保的物权而难以进入金融市场,金融扶贫需要通过增信机制解决信贷配给问题。实践中的农户增信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基于农村外部正式制度的增信,如农业保证保险贷款;二是基于农村内部非正式制度的增信,如农户联保贷款。农业保证保险贷款制度以“保险合同”为增信标识,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合约基础上的经济性制度安排,其制度缺陷容易导致合作博弈低效和需求刺激不足;农户联保贷款以“共同还款责任”为担保约束,是一种以社会资本内生激励机制为核心的非经济制度安排,既有信用发现和监督惩罚的优势,又存在农户还款集体违约的风险。在精准扶贫目标下,湖南“瞄准”扶贫项目的农业保证保险贷款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而农户联保贷款还需要更多的模式创新,如激励乡村精英与贫困农户组成联保小组等。     

云南省旅游扶贫效率测度与时空演化分析

基于DEA模型及Malmquist指数法,分别测度了云南省16个州市2012—2018年旅游扶贫效率及其动态变化率,并借助ArcGIS10.0探讨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表明,云南省旅游扶贫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平均值达到最优水平的85.8%,效率变化整体表现为增长趋势,且综合效率水平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纯技术效率的提升;根据扶贫效率及其变化率,可将云南省16个州市旅游扶贫划分为潜力型、朝阳型、黄金型和夕阳型四大类型;云南省旅游扶贫效率区域差异较为显著,由滇中向四周递减,整体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格局。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精准扶贫策略研究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绿色发展原则没有得到落实、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没有厘清、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规划缺乏生态要素、精准扶贫项目实施的负面生态影响等问题。在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推动精准扶贫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做好精准扶贫顶层设计;正确认识贫困区优势,保障生态资源物尽其用;注重精准扶贫项目实施中的生态保护;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产业,积极培育地理标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