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加剧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基于省级数据的检验

基于1993~2008年中国地区层面的数据,以各省区腐败案件的发案数作为腐败的衡量指标,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影响的联立模型中引入腐败因素,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腐败既可以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或扭曲环境政策直接加剧环境污染,也可以通过降低收入水平间接降低或增加环境污染。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出先改善后恶化的动态变化,且受各地区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腐败对东、中、西部地区环境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梯阶差异。     

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再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运用刻画不同区段边际变化影响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废水排放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长三角地区废水染排放与经济发展呈现同步递增关系,环境库兹涅茨倒U关系在长三角地区并不成立;2)分位数回归分析表明,高收入水平对应相对低的边际排放,随着收入增加长三角地区废水排放增速放缓;3)产业结构、城市化、技术水平等对废水排放的影响随分位点增加呈现递减趋向。     

腐败对创新能力差距的影响:来自于中国的证据

腐败对创新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没有受到经济学界足够的关注,但这一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利用万广华发展的以回归为基础的分解框架,考察了1993年～2004年地区创新能力的现状,估计了影响创新能力差距的各个因素对整个差距的贡献率,特别强调了腐败的影响.发现,地区创新能力差距呈现波动的趋势,腐败程度对创新能力差距的贡献率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而加强;地理位置、科研投入、市场化程度对于创新能力差距具有显著的贡献,而外商直接投资和开放度的贡献不明显.     

腐败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但是由于腐败的存在,这一问题变得比较模糊.文章将腐败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腐败与公共投资等三个大的问题纳入一个分析框架下,研究公共投资、腐败和经济增长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构建了由关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腐败和私人投资四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观测的面板数据.文章的结论指出,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水平,但是只有低腐败水平的国家才能享受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回报,而对于高腐败水平的国家,公共投资的效率因为腐败的存在而降低,以致于公共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2000年～ 2015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腐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的发生则降低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异.加强反腐败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策略之一.     

从边际产出递减规律看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

一、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和生产的三阶段理论 在管理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边际产出递减规律,所谓的边际产出递减规律是:如果技术不变,增加生产要素中某个要素的投入量,而其它要素的投入量不变,增加的投入量起初会使该要素的边际产量增加,增加到一定量之后,再增加投入量就会使边际产量递减.     

腐败对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为经济学家普遍认同,但是由于腐败的存在,这一问题变得比较模糊。为了研究公共投资、腐败和经济增长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构建了由关于经济增长、公共投资、腐败和私人投资四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了观测的面板数据。结论是:腐败增加了公共投资的水平,但是只有低腐败水平的国家才能享受到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有效回报,而对于高腐败水平的国家,公共投资的效率因为腐败的存在而降低,以致于公共投资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腐败犯罪之我见

九十年代我国腐败犯罪出现新动向,主要原因在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监督不力、关系网及腐朽思想的影响也有关系.防止腐败犯罪要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加大打击力度,辅之以宣传教育手段.     

外商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效应视角的分析

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分析以外商投资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多因素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投资对本地及邻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积极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随经济发展不断递减;人力资本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等变量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性;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受地理、经济空间相邻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全国和东部地区呈现出示范效应,中西部地区呈现出竞争效应.     

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重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1992~2011年省级层面的数据检验了制度环境中的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等制度变量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作为制度环境替代性变量的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均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具有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与两种类型的创业活动均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对私营企业家创业活动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企业家创业、创新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在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     

论保险资金运营立法的目标价值协调

基于保险业的特殊性和本国国情，我国保险资金运营立法应当继续坚持“安全第一、稳健投资”的原则。根据入世后的新形势和保险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应当逐步放宽和完甚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同时，要借鉴国外成熟的相关立法，加强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安全和效益两大目标的协调。     

工资集体协商的约束条件分析

2000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引起了企业极大的关注,工资集体协商是企业与市场日益成熟的表现,但在我国卓有成效地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实行上仍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认真的探讨,本通过对“协商办法”可行性的理论分析,力图论证工资集体协商在中国将在走一段并非一帆风顺的路程。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再论企业本质与边界

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理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的产生和企业内部权威的来源,企业能力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边界的动态变化。基于企业家的视角,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工具,企业边界是企业家基于价值最大化主动选择的结果。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与政府改革

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对西部大开发的速度，效率甚至成败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在论述西部大开发中政府职能定位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政府的主要职能，分析了中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政府改革的对策建议。     

推进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与业务创新的应对策略

二十年来,中国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造,先后采取了许多金融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由于传统的惯性和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业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的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从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看,中资银行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还相差甚远.加入世贸以后,占据产品优势的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构成较大的威胁,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商业银行必须积极采取措施,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这对推进商业银行业务创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北宋京师粮仓管理

宋朝总管全国财政的机关,在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前是三司,元丰改制之后为户部,京师粮仓作为宋朝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机构亦随之发生变化.为保证仓粮的收支与存贮,宋延还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形成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仓官吏的营私舞弊是仓务管理中的痼疾,伴随宋朝始终.     

论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

地方高等教育要获得可持续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于千头万绪的思路和对策中,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从地方院校的主要特点出发,应从学术方向、学术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加强学科建设管理四个方面抓好学科建设。     

关于运用税式支出促进经济发展之浅见

税式支出是政府为了一定的目的，有意识地放弃一部分税收收入而让给纳税人的一种主观行为。本文就如何运用税式支出中减免税与优惠税率推进经济发展，提出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运用政策，造福企业的建议。     

从恩格斯的道德论看普世价值的虚幻性——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为例

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道德、有没有抽象的一般人性、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爱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都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后,有没有普世价值之争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重温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仍有必要。     

论检察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检察委员会主要具有决策职能、监督职能、调查职能和管理职能。但目前基层检察委员会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检察委员会职能的正常发挥。结合基层检察委员会工作实际,需要在转变观念,完善议案决策方式、严格选任程序、实现检察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制度和任职期限制度,加强业务考核和建立监督机制等几方面加强检察委员会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