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新新贸易理论"为研究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成为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新维度。文章运用2001-2011年中国与30个主要国家(地区)的HS-6位数细分产品贸易数据,在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细分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要素,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主要归功于集约边际的拉动作用,与扩展边际相比,集约边际更具有"绝对主导、小幅震荡、稳步增加"的特征;不同贸易成本构成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不同。总体上看,"距离在消亡"的同时,与一国实体经济相关的成本因素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扩展边际则更多地受到外部冲击以及文化、法律等软环境因素的影响。     

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以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1996-2011年我国对十六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微观层面出口数据,将出口增长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促进机构对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集约边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比驻外使领馆对出口增长发挥的效力更为明显;贸易促进机构对中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产品。因此,我国应增加贸易促进机构的数量,尤其要增设贸易促进委员会。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影响因素

本文使用Hummels和Klenow (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0-2013年中国农产品HS-6分位贸易数据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的贡献,但扩展边际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借鉴Chaney (2008)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农业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主要影响集约边际,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有显著负面影响.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5—2010年CEPIIBACI数据库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从产品层面上将中国农产品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然后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运用混合OLS、随机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了影响贸易增长的多个变量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集约边际,扩展边际所占的比重只有15%左右,但发展迅速,因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可变成本、自由贸易协定、经济冲击、农产品中间品属性等因素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

利用1995—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的HS92六位编码数据,采用H-K测度方法测度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由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拉动,但集约边际起主要的贡献作用,其贡献率在2003年以后到达70%以上。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贸易成本、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与中国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贸易成本、人均GDP年增长率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扩展边际具有"稳定器"作用,这为解释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脆弱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具有丰富政策含义。     

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研究述评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运用微观数据,成功的在同一框架下分析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形成二元边际结构、影响因素和福利效应三个方向的新进展,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文献,但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和新的现象:二元边际定义的不一致、细分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分析视角的趋势、综合福利效应不显著的挑战、对扩展边际稳定出口效应的质疑。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述评,提出未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旨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贸易成本、企业出口动态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2000-2005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层面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出口企业数量)与集约边际(单位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描述了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和二元边际结构,并考察不同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2000—2005年间尽管扩展边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增长仍大部分是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大实现的;各种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程度不尽相同,经济规模、距离和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流量。     

更正

正本刊2014年第10期《CAFTA框架下贸易成本、自由贸易政策与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一文应为得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实践与科研创新课题"贸易成本与中国进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对CAFTA成员国减让协定关税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4S0812)的资助,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歉!     

数字化投入对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数字化投入如何影响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现有研究还持开放态度。文章首先以1995-2018年TiVA数据库与CEPII BACI数据库为基础,分别测算了中国数字化投入水平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然后使用PPML方法对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化投入水平越高,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小、扩展边际越高;接着以2000-2014年WIOD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数字化投入有利于扩展边际增长、不利于集约边际提高的经济效果确实存在,且这一结论在分贸易伙伴收入等级差异的所有子样本中都成立。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以蔬菜出口为例

采用Hummels和Klenow（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3—2011年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来自扩展边际的贡献,但集约边际在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后发现,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价格边际的贡献相对较小,表明中国蔬菜出口还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不仅各自影响因素不尽相同,而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也不相同。     

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出口边际?——以反倾销为例的经验研究

已有考察贸易边际影响因素的文献大都强调了贸易成本的重要性,但并未明确考察贸易成本组成要素各自的作用。贸易成本中包含的贸易壁垒因素会显著影响贸易的增长方式,因而考察贸易壁垒对贸易边际的影响能揭示出贸易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本文聚焦于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壁垒对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所产生的影响。在考察期内,内涵边际稳步上升,而外延边际具有较强的波动性。从总体上看,外延边际的年均增长率显著低于内涵边际的增长率。计量结果稳健地表明,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出口增长的内涵边际和外延边际,并且反倾销措施对外延边际的抑制效应要大于对内涵边际的抑制效应。为保证对外贸易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各界需要探寻内外均衡的发展路径,同时积极应对贸易壁垒,将贸易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与稳定出口

通过构建异质性企业、结构转型和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理论模型,本文认为转型国家出口增长主要沿集约边际实现的原因与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越多,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越大、扩展边际越小。利用Tobit模型对1995-2009年中国出口到123个国家的HS-6位码贸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显著正向影响出口增长集约边际、负向影响扩展边际的效应确实存在。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人民币升值、区域经济一体化、外部冲击、语言的相通性、政治体制等变量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不完全相同,表明要提高出口增长中的扩展边际比重,出口企业应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将目标市场从传统高收入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     

金融发展、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绩效——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将中国80余万条制造业出口数据归类到我国国民经济分类制造业,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选择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和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发展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使其能够在最优状态下生产,不仅有利其进入出口市场,还扩大了其出口份额,从而对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积极的影响。此外,FDI缓解了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促进融资依赖性行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与金融发展同样的作用,进一步的估计表明,FDI是通过替代银行信贷而发挥作用的。     

西部民族地区边境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与经济增长研究

文章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的出口边际分析框架,将西部民族地区边境出口贸易的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发现该地区边境出口贸易的增长主要通过集约边际来实现,扩展边际的作用十分有限。通过计算1996年至2010年该地区总体及各省区边境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弹性,认为这种数量扩张型的边境出口贸易较为有效地促进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最后从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个维度提出了拓展西部民族地区边际出口贸易空间的具体对策。     

中日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静态产业内贸易指数(Static GL index)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 index)对2001年至2012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了中日两国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分布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明显的产业间贸易特点,只有少数的农产品如水果、坚果、蜜糖及烟草保持了良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特别是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几乎是完全的产业间贸易;日本农产品的竞争力水平日益提升,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威胁加重。     

新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研究

新新贸易理论是近10年来贸易理论研究的前沿，我国学者已经有些介绍，但对新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以及以Kmgman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的比较研究几乎没有，文章从贸易现象、理论假设、理论核心、贸易利益的来源和贸易政策倾向五个方面来对新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做一比较。     

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分析与对策研究

本文选取2000—2009年闽台农产品贸易数据,借助Gruble-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Thom&McDowell垂直型和水平型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从整体和分类两个层面对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的状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闽台农产品存在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两种形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结构上有明显的互补性;贸易结构的变动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引起的,并呈增强态势;产业内贸易方式主要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优化闽台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对策建议。     

贸易成本如何影响贸易扩张路径——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二元边际考察

依据Kancs改进的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构建了不同贸易成本对贸易扩张路径的影响机制,并结合中国和20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和发展数据模拟估计固定和可变贸易成本对贸易扩张的二元化路径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在2003-2009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与可变贸易成本相比,出口固定成本的下降更能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这一结论反映出当前中国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明我国未来的贸易扩张路径应向贸易扩展边际方向转变。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相对出口结构的非对称性影响——来自产业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分析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借鉴Kancs(2007)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考察2004-2007年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谷物磨制品制造业双边相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相对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相对扩展边际,抑制了相对集约边际,且对相对扩展边际促进要大于对相对集约边际抑制。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稳健。另外,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相对扩展边际,抑制相对集约边际;而中国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相对集约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却显著抑制相对扩展边际。由此,文章认为中国应根据贸易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需要,选择有针对性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和国际合作。     

报酬递增与市场结构难题的研究进展

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中,报酬递增和市场结构难题一直困扰着人们。一方面,报酬递增与竞争均衡不相容,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又很难找到报酬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相容的分析方法。马歇尔通过外部经济概念简单地将报酬递增与竞争均衡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存在着理论局限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报酬递增与市场结构难题的研究才重新活跃起来,突破首先在新贸易理论中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难题在新增长理论中获得了新的理论突破;20世纪90年代,这一难题在新兴古典贸易和增长理论中获得了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