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争端中涉文化争端的法律问题研究——以公平公正待遇与征收条款的适用为视角

公平公正待遇与征收补偿规定是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基本条款,也是涉及文化保护的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争议焦点。前者广泛存在于媒体领域等带有文化因素的国际投资案例,后者目前主要出现在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投资争端中。公平公正待遇并不限制东道国基于文化产业特性采取特殊规制的权利,但要求通过透明及可预期的国内政策法规体系来保证文化投资者的合理预期,国内措施在实施层面应保证具体程序的非歧视与不武断。大多数投资协定都对征收行为设定了公共利益保护的合法条件,以UNESCO相关公约所确立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义务正日益成为东道国将保护文化作为公共利益选择的国际法依据。一方面,对文化遗产间接征收的认定上,纯粹效果标准占据了主流;另一方面在补偿义务及标准的确定上,并不能因保护文化遗产而豁免于补偿义务,但可以考虑因此而削减补偿数额。     

从征收条款看《能源宪章条约》对能源投资的保护

一国的法律应保证个体的财产在不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不能因政府行为而被征收,这一原则在国际法中也有所体现,涉及国际投资保护的条约一般都有专门的征收条款规定。《能源宪章条约》作为专门针对能源领域投资进行保护的特殊条约,其第13条就是专门的征收条款,对征收的条件、赔偿等作了相关规定,并在国际能源投资争端解决中得到广泛运用。     

征收补偿依据的反思与立法完善——兼评《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71条

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矛盾冲突频繁,其中如何补偿的问题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提出了"市价补偿"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问题。农地征收应当采用何种标准?《土地管理法》应当作出何种修改?有必要对"耕地平均年产值"、"公平市场价值"、"土地价值"等补偿依据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具体立法建议。     

国际投资视域下单边制裁的合法性分析

当前单边制裁在国际投资领域被越来越频繁使用,其合法性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国际投资协定在投资准入阶段适用的范围有限,难以对东道国实施的正式制裁进行有效规制。对外国投资活动和投资存在采取单边制裁可能违反国际投资协定所规定的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禁止征收、资金自由转移等投资保护的实体性规定。从资本输入国角度而言,投资审查机制可能被用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实施“变相”单边制裁的工具,国际投资协定例外条款也可能为排除单边制裁的不法性提供抗辩依据。因此,由于习惯国际法规则和判例的相对缺乏,对国际投资领域单边制裁合法性的认定需结合国际投资协定相关条款进行具体分析。我国应加快构建和完善国际投资领域的安全审查和反制裁立法,以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非WTO国际法规范适用于WTO文化贸易的可行性——以中美文化产品案的法律适用问题为视角

WTO法律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法律怪圈,非WTO国际法规范在理论上具有适用于WTO案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实践中WTO争端解决机构也曾适用非WTO国际法规范解决成员方的贸易争端。适用的渊源包括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条约,适用的方式包括直接适用和"作为解释的证据和材料"。而中国在中美文化产品案中的败诉凸显出WTO的文化贸易立法不具自足性,无法保证成员有效维护本国文化主权。在WTO现有文化贸易立法之外,存在适用《文化多样性公约》等非WTO国际法规范的可行性。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处于国际文化贸易弱势地位的中国具有另辟蹊径的现实意义。     

新冠疫情下国际投资中公共卫生例外条款分析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大规模流行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公众健康,也影响了国际投资的发展。东道国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可能会因损害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而被诉至国际投资仲裁庭。国际投资协定中起初鲜有公共卫生例外条款,而晚近的国际投资协定在序言及正文中开始包含一种或几种公共卫生例外以尊重东道国的公共卫生规制权。近年来,一些外国投资者依据老旧国际投资协定而提起的国际投资仲裁涉及公共卫生问题时,东道国不得不通过援引国家警察权力、紧急状态等规定对外国投资者提出的征收补偿或者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主张进行抗辩。虽然东道国的这些抗辩得到了部分国际投资仲裁庭的支持,但其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鉴于此,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明确的公共卫生例外条款对于保护东道国的公共卫生规制权具有重要意义。     

港澳投资者适用中外 BITs问题研究——以“谢业深案”与“世能案”为视角

中外BITs是否适用于港澳投资者将直接关系到港澳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在相关司法实践中,以香港"谢业深案"及澳门"世能案"为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判决在我国学界引起巨大争议,其实质在于港澳投资者适用中外BITs仍存在不确定性,面临诸多理论困境。从国内的角度来说,我国关于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缺乏统一指导标准,中外BITs也没有明确之条文将这一问题解释清楚。从国际层面来看,国际投资仲裁庭倾向于优先适用国际法而忽视国内法也是导致争议的原因之一。在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均申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经济协同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相关BITs需要在文本中明确意愿和立场以协调其在港澳投资方面的适用。     

英国数字服务税制度分析及其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给国际税收利益分配格局和国际税收制度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际性和区域性数字税征收协议无法达成的情况下,英国率先开始实行数字服务税。英国数字服务税采取"用户参与"作为联结度,适用双起征点和安全港规则,具有征收单边性、短期过渡性和义务针对性等特点,在发挥财政、经济及公平等功能的同时,也面临国际税收规则滞后和税收利益竞争导致的困境。中国应审慎借鉴英国数字服务税经验,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税收规则制定,完善国内税收征管体系,号召企业提前筹划应对国际数字税收冲击。     

强制许可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问接征收性质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知识产权作为国际投资活动中的投资资本越来越多的应用与国际直接投资中,而东道国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知识产权的强制许可制度,使得知识产权投资者的财产性权利利益受到损失,强制许可制度是东道国政府的一种国有化行为,产生了间接征收的效果。对于强制征收制度,东道国政府应该给予外国投资者一定的补偿。     

刍议农村集体土地行政征收补偿标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在现行土地征收行政补偿制度中却未受到同等的对待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时,其使用权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但其所有权由国家取得,而国家却未对集体土地所有者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标准没有反映土地所有权的应有价值,也违背了物权的平等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因而当前亟需变革农村集体土地行政征收补偿标准及其相关制度,以实现各类物权的平等保护。     

温州市土地征收法律问题研究——以永嘉县行政诉讼案件为例

经济不断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作为城市建设的根本土地则成为建设最重要的资源,而我国集体土地就成为了征收的聚集点。随着大量土地被征收,加之目前我国征地补偿的标准较低等,导致大量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农村因征地产生的纠纷频繁发生。我国法律虽有规定,但仍存在不足,包括补偿范围、补偿标准、救济程序等,这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的过程都由政府单方主导,被征地集体及农民的参与程度很低。本文通过永嘉县行政诉讼案件分析,查找温州地区土地征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程序构建。     

试论以失地农民权益保护为视角的土地征收制度

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土地征收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世界总是公平的,经济愈加繁荣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失地农民权利的侵害,而这亦得力于土地征收制度。从维护失地农民经济利益视角出发,在我国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权益保障面临两个方面的制约:其一,征地补偿标准有待完善;其二,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缺失。无保障则为权利,为更好完善失地农民的权益,需要在征收制度上着重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发放方式。另外,确保失地农民享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也尤为关键。     

国际投资自由化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价值冲突与法律协调

国际投资自由化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投资发展趋势、它在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却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发生了诸多价值冲突,诸如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冲突、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的冲突,以及效率与公平基本价值的冲突等对这些基本的价值冲突进行国内法和国际法层面的法律协调,已经成为加快国际投资规范化的必然路径选择.     

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的途径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土地征收制度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征地补偿标准相对于土地出让价格太低,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所得分配比例很低,而政府和开发商占有了大部分的土地增值收益,这对农民严重不公,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应尊重农民土地权益,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是一种直接让农民分享更多土地增值收益的方法;补偿方式多样化、让农民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是一种较为长久的公平的方式;而最好的方式是建立统一的城乡用地建设市场,由农民直接出让经营性的建设用地。     

论中美BIT谈判中的公共利益保护问题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简称BIT)是两个国家为了鼓励、促进和保护相互之间的投资而签署的法律协定。在当前不存在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综合性多边投资条约的情况下,BIT成为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最重要的国际法手段。截止2013年底,各国之间缔结的BIT已达2,902个。中、美两国目前正     

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

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中出现的东道国反请求案件,实际上反映了ISDS机制中存在偏向投资者与争议双方利益失衡问题。东道国在投资仲裁中的反请求权,不仅体现了程序公平与利益平衡原则,也起到制约投资者滥诉行为的作用。实践中,仲裁庭对反请求管辖权及可受理性的判断认定过于严苛,使东道国反请求难以得到支持。对反请求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仲裁庭也面临反请求规则的适用标准如何确定以及ICSID公约与投资条约的适用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同时,合同反请求与条约本请求的关系与影响,也是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是从公约标准、条约规定、东道国法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分析,以确定三者的适用关系。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反请求管辖中的"双方同意"与"关联性"要求,二是事实关联性与法律关联性的关系分析。在关联性要求方面,反请求可能因不符法律关联性要求而被驳回,除非东道国能证明其所依据国内法规定与投资条约内容有实质关联。投资合同义务与投资条约义务之间关系足以构成反请求的事实关联性,而法律关联性应当结合事实关联性加以判断而非独立的必备条件。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因投资仲裁具有处理"条约请求"与"合同请求"双重诉因之特点,其法律适用问题体现为一定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本文主要讨论国际投资仲裁中适用于程序事项和实体争议的各类法律涉及的具体问题,重点论述国际法与东道国法的适用原则、适用范围、实际效果以及两者的适用关系等,并特别讨论国家合同的法律适用与投资协定适用中的解释问题。     

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2001年婚姻法规定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该制度对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具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存在适用前提过窄、适用时间规定苛刻、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造成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我国很少适用的情况，造成立法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应通过相应的立法活动加以完善。     

双边投资协定中的TRIPS-plus标准研究

投资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很重要的。通过将特定的知识产权纳入投资的定义范围,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所有条款都适用于受保护的知识产权,这就使此类协定在公平与公正待遇、透明度义务、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为受保护的知识产权提供TRIPS-plus标准,我国应该采取的对策是,在有关投资的定义中增加限制性条款,对公平与公正待遇明确其含义,将透明度义务与公平与公正待遇独立,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纠纷排除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之外。     

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村土地产权变更的补偿与交易机制

权利主体地位平等与权利内容明晰是交易行为、市场经济发展基本要求。依此,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有明显缺陷。在现今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现实利益要更公平、充分地体现必须明确三个问题。一是,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即国家基于公益征地范围的明确。二是,对在公益优先下,农村土地征收的公平补偿机制的明确。三是,对在非公共利益前提下,农村土地出让的市场化交易机制的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