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分析

本文利用对1019位返乡农民工及其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考察了返乡农民工的家庭收入结构和创业选择,并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和创业意愿的因素。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返乡农民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返回,经营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家庭经济状况、返乡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个人信仰和生产积极性对返乡农民工家庭的创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那些有着共产主义信仰、外出务工时从事加工制造业和个体经营、参加过技能培训、交际能力强的返乡农民工,其创业意愿更强。     

农民工参与权益保护组织的意愿与行为分析——基于阜阳市和深圳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阜阳市和深圳市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描述和分析了当前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现状,并构建Bivariate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参与工会或同乡会的行为及其参与"全收"公司模式或务工合作社的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尽管农民工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但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迫切需要农民工组织对其维权提供帮助。受教育程度较高、工作强度较低、弹性工作制或了解相关劳动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参与工会的概率更高;月工资水平较低、工作强度较大或曾遭遇工资拖欠的年轻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务工合作社;签订了劳动合同、受教育程度和月工资水平较低、外出务工总时间较短或曾遭遇工资拖欠的年轻农民工更愿意参与"全收"公司模式;另外,已婚和外出务工总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参与同乡会的概率更高。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因及障碍因素分析——以乌昌地区为例

本文利用乌昌地区三个行政市180余份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分析了少数民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因及障碍因素。研究发现,就业过程中的其他歧视性政策和行为、务工中的保障制度和个人特征中的饮食习惯的适应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务工的影响最大;制度摩擦力中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个人特征中的对外出务工的观念和城市拉力中的城市务工的工资满意度影响次之。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和语言沟通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基于518份农户创业调查的实证分析

外出务工经历提升了农民工的个人能力,对其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和多元选择Logit模型,利用对浙江、河南、重庆、四川等省份的518户创业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研究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和无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的创业行为有较大差异,同时,影响其评价当地农村创业环境供给、识别创业机会能力、选择创业行业和形式的因素均不一样。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来自四川省的实证

[目的]利用四川省400农户710个务工个体调查数据,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以期加深对农民工迁移选择行为的规律性认识,进而为优化农民工就业环境,合理引导其迁移行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有益借鉴。[方法]在控制务工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村落特征基础上,将农户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和认知性两类,构建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社会资本对务工者就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均有显著影响。就认知性社会资本而言,农户年赠送礼金越多,过年登门拜年朋友数量越多,通过媒体等其他途径就业,农民工越倾向于近距离务工;而过年登门拜年亲戚数量越多,有家人和亲朋好友介绍工作,农民工越倾向于远距离务工。就结构性社会资本而言,有工作网络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远距离务工,而有事业单位网络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近距离务工。[结论]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均有显著影响。政府在加大三农财政基金投入的同时,应当适度整合农民工社会资本,增强农民工群体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     

新农合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基于全国性面板数据的分析

自2003年开始逐步在中国农村地区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广大农村人口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该制度在异地参与与就诊方面的限制和歧视政策,使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跨城乡迁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本文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枷锁效应和对城镇农民工返乡的拉回效应出发,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实证分析方法来检验该制度对农民工就业地域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明显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倾向,农村劳动力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使其外出务工的概率下降3.52%。同时,对于已经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群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显著增强了其返乡的意愿。因此,本文认为,该项医疗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速了民工荒现象的产生。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劳资冲突背景下农民工维权之组织选择

当前,劳资冲突问题日益严重,由此引发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以及现有制度资源,工会是农民工维权最好制度选择.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工会相比较,我国工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要维护好包括农民工在内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工会还需要在主体地位、基本任务、发展方向等几个方面进行制度性转换.     

简析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实现途径

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同时还包含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农民进城务工虽然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农民工市民化受阻却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本文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两个层面,分析了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制度性障碍和农民工自身障碍,并提出从制度变革、社会认同、农民工素质提升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失业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实证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以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Logit模型对四川省返乡农民工继续外出务工的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外出务工时间以及与企业签订合同的状况对其选择继续外出务工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民工对制度政策满意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全国724份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与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对制度政策的满意度,并定量分析了农民工制度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工对制度政策满意度评价处于一般水平,农民工的性别、劳动强度以及与城市职工的工资差距对其制度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农民工的年龄、健康状况、目前工作稳定程度和所在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对其制度政策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健康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利用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2003～2007年全国性大规模跟踪调查数据,本文使用Heckman模型研究了健康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为了解决横截面数据分析中健康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上一时期的健康状况作为下一时期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的解释变量。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状况不佳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劳动供给时间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健康投资,提高农民工的身体健康水平,有利于增加其外出务工劳动供给和提高其收入水平。     

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及其就业分化研究

本文使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的返乡行为以及返乡之后的就业分化现象,得出以下主要结论:35.88%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永久性返乡、重新进入农业、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就业状况的返乡农民工比例分别为45.97%、13.26%、24%、16.76%。基于Logit和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计量检验显示,男性、40岁以上、较高的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口抚养比将导致农民工返乡的概率显著上升,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民工返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男性返乡者失业的可能性显著较低;随着受教育水平、个人能力的提高,返乡农民工处于失业、雇员和自我雇佣等状况的概率也显著上升;而村庄特征和相关的外出务工经历也对就业分化产生了显著影响。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基于四川省2009~2011年农民工返乡创业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创业行为选择的个人特征、家庭财富、职业经历等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将创业意愿付诸行动的女性比男性比率高;文化程度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呈现非对称倒"U"型分布,中专学历者是实施创业行为最为活跃的人群;务工期间所在行业、单位类型、职务等因素均对创业行为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通过跨期比较发现,从2009年到2011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比率显著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与时效性的宏观扶持政策的退出时间高度一致。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     

金融危机对北方城市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影响——基于沈阳市三年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8-2010年三年对沈阳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研究金融危机对在北方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共获得有效样本860份.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沈阳市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并不显著,影响农民工城市务工收入的主要因素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婚姻、培训等控制变量.     

简析城市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实现途径

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同时还包含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农民进城务工虽然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农民工市民化受阻却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本文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两个层面,分析了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制度性障碍和农民工自身障碍,并提出从制度变革、社会认同、农民工素质提升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及外出务工意愿分析

本文基于2009年初对2036名河南省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对失业返乡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约1/3的农民工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返乡,在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受影响最严重,机械制造、电子电器、纺织及建筑行业农民工受影响最深,大龄、男性或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受影响较重;在失业返乡农民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中,年龄、是否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家庭人口数及对生活担忧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外出打工人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具有非线性的影响,性别、婚姻及是否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没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务工收入的逆向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1省份4268份调查问卷

现有研究对收入和消费的关注多停留在收入影响消费的单向逻辑上,鲜有研究认识到消费对收入的逆向作用。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4268份调查数据,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型文化消费、拓展性人力资本与务工收入状态间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型文化消费对其务工收入状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基础性人力资本,拓展性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正向作用更大;拓展性人力资本在教育型文化消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收入状态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政府要加强文化消费市场建设,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的开发,大众传媒要广泛传播教育型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要将文化消费的重点放在教育型消费支出上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流动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基于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职业流动是否对其城市定居产生影响?本文基于辽宁省沈阳市农民工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一个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与其城市定居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显示,职业稳定性、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居住状况、老家离打工城市距离和务工城市中是否有亲戚都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农民工职业流动因素中职业稳定性与定居意愿呈显著正向关系,即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其每份工作的时间越长,其城市定居意愿越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流动的类型对定居意愿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