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效应下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探索

就业能力的提高是实现农民工群体实质性城市化的重要保障,是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农民工群体就业整体上处于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困局源于多元要素结构化下的就业能力困境。研究从制约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制度环境问题、社区支持问题及农民工自我培养问题等角度解析城市化效应下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困境;并给出优化宏观维度的制度环境,规范中观维度的社区支持及强化个体维度的农民工自我增能等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具体策略。     

自雇就业促进还是抑制农民工的消费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自雇就业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雇农民工的消费收入弹性比受雇农民工高0.06;自雇就业对农民工的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自雇农民工与反事实的受雇情形相比,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加39.93%～44.33%,消费率提高17.42～18.21个百分点;按消费结构来看,食品消费支出增加14.85%～15.84%,住房消费支出增加123.21%～136.67%;自雇就业促进消费的结论在模型设定上以及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中都具有稳健性;农民工的自雇就业是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提升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意愿,从而促进了消费的提升。     

文化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桥梁

近年来,国家在农民工的就业、居住、劳动保障、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及城市落户等方面推出了相应的政策,在保障其基本民生,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我们也看到,大量农民工缺少精神文化生活,所以,促进农民工的＂心理融入＂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基于新疆和全国农民工的比较

文章以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居住环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六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以此评价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研究发现:整体上看,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阶段,尚未完全实现市民化;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略高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水平,主要是其居住环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但其就业和收入方面处于劣势,并低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第一代和新生代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相差不大,这一点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的趋势有所差异;与第一代相比,新疆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本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的阶段与水平,为更好地"补短板"和"促提升"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制度供给与农民工生存性消费——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研究

为检验制度供给对农民工生存性消费的影响作用,本文基于分层线性模型(HLM),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融合农民工个人和企业两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借由企业所表现的制度因素可解释农民工生存性消费的21%,并与农民工个体因素之间存在互动机制,形成对不同群体农民工生存性消费的复合影响。其中,人力资本培育促使低端就业农民工劳动投入改变并引致消费结构的转型;职业稳定则增强了农民工城市化意愿并刺激了生存性消费提升;工资歧视明显抑制了已婚农民工的生存性消费水平;住房保障降低了农民工的住房成本,却催生了农民工的短视性消费或未来高层次的生存性消费需求。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探讨——以S市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为例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是重要的就业群体之一。以S市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为例通过采取问卷调查法与个案访谈法收集研究实证资料进行研究。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权益尚未保障、政治权益欠缺严重、社会权益难以满足等三个方面,他们处于低层次权益保障甚至无权益保障状态。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是由人力资本的缺失、关系网路的不足、正式支持的不利等多重因素导致的。因此,只有提升人力资本、重构关系网络、再造正式支持,才能保障非正规就业农民工权益。     

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北大核心

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有效落实是实现我国从传统农业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但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将试图身份城市化的农民工群体限定在进退两难的城乡边缘地带。研究探讨了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内涵及意义;从文化歧视、经济困境及政府政策错位等方面揭示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进程所遭遇的现实困境;给出社会文化重塑、经济保障及政府政策优化等推进农民工身份市民化战略的可行对策。     

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有效落实是实现我国从传统农业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但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将试图身份城市化的农民工群体限定在进退两难的城乡边缘地带。研究探讨了农民工身份市民化的内涵及意义;从文化歧视、经济困境及政府政策错位等方面揭示城镇化视角下农民工身份市民化进程所遭遇的现实困境;给出社会文化重塑、经济保障及政府政策优化等推进农民工身份市民化战略的可行对策。     

基于“民生三感”提升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供给优化研究

"民生三感"彰显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取向,映射社会保障政策及其供给的实践效用。合理的就业保障、科学的安置保障、有效的社会融入保障可以提升被征地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水平。然而,在供给实践中存在的就业保障不充分、安置保障欠科学、社会融入保障缺失等障碍,制约了被征地农民"民生三感"水平的提升。因此,有必要通过强化技能培训以完善就业保障、坚持"以人为本"导向完善安置保障等途径,优化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供给,释放社会保障政策应有的功效,提升该群体"民生三感"水平。     

“民工荒”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数字素养是农民工融入数字社会,提升就业质量,享受数字红利的关键。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数据（CFPS）,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不同维度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技能学习类”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社交娱乐类”数字素养。（3）数字素养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4）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人岗匹配、维护和拓展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将数字素养纳入农民工职业能力培育体系、实现数字素养培育的群体适配性、规范数字就业平台以保障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农民工市民化:宏观态势、现实困境与政策重点

我国农民工的流动模式正在由过去的双向流动向相对稳定的城乡单向流动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不断增强,农民工跨省流动向就近转移的转变日趋明显。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工整体技能较低、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民工就业难度加大、农村土地权益处理机制缺失等制约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因此,要以推进户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在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加强农民工土地权益保障等方面加大改革和政策支持力度。     

农民工转移就业状况的实证研究——基于河南省的调查

就业是民生之本,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是实现城市化的关键,通过对河南省843名农民工样本及用人单位的实证调查,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市场供求状况以及公共服务与政策扶持等四个方面分析评价了当前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状况,最后,提出要通过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及人文关怀等路径逐步提升农民工的就业能力。     

广东省“双转移”中的农民工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是推动广东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全省农民工呈现出来源区域构成多元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就业稳定性有待加强等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真正解决农民工“留得住”的问题，这也是造成周期性“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促进农民工就业从量变到质变，确保农民工就业的良性有序运行，文章提出建立农民工就业培训开发长效机制，推动建设高水平就业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工就业的服务机制，加强人文关怀，改善用工环境，创新农民工就业工作机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社保制度等建议。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的调查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农民工的就业流动行为也在发生变化。本文基于深圳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就业流动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调查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和日平均工作时间对于农民工就业流动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所处行业、工作环境、受教育程度、性别、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较小。     

权利保障视角下农民工问题的现状与对策

加强农民工权利保障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意。本文以农民工全面实现与城市劳动者和居民拥有平等权利保障为出发点,利用课题组调查数据等分析了新形势下农民工发展和权利保障面临的问题及其体制机制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就业、社会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住房及外出农民工“三权”等方面所享受的权利和权利的具体落实状况还有较大差距,农民工未能实现平等的权利保障除了技术性障碍,关键是制度性障碍,包括立法与政策制定上的缺陷,以及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和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解决当前农民工就业培训的分析与设想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越发困难,从我国城市化进程来看,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也只能是提升农民工的素质.因此,农民工职业培训在经济危机环境中就具有了特殊的政策意义,必须从培训主体、培训形式和培训政策等方面予以考虑.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及对策研究

本文首先阐述了农民工及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含意.然后分析指出,目前存在农民工就业权得不到充分保障,不能享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权和劳动福利权,缺少相应的权利监督保护机制和救助途径等问题.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有城乡有别的户籍体制、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特点、劳动权益保障意识的欠缺及农民工自身因素等.最后提出了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健全劳动法制体系、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对策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信用卡消费使用行为研究

本文通过对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二分类数据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对信用卡的消费使用行为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人均持卡量严重不足。影响他们使用信用卡的显著因素分别是:受教育年限、平均每月花费、风险偏好、个人态度和银行服务5类因素。文章结合实证分析为银行业及政府层次提供建议和营销对策:包括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针对性地为客户提供不同种类的信用卡;对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树立理性合理使用信用卡消费理念;扩大和完善信用卡的受理环境;银行相关开卡机构打好品牌效应,加强宣传工作;开发提升新技术降低信用卡风险,解决后顾之忧;改善信用卡犯罪法律法规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

本文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将职业选择划分为职业类型和就业身份两个指标,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第一,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能力,这些职业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商业和服务人员;第二,不同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影响存在差异,表现在初中教育程度对自营劳动者身份具有显著影响,高中学历对雇主身份的影响概率更大,而专科及以上学历则对受雇职业身份具有显著影响;第三,进一步探讨发现,互联网使用是教育人力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作用途径,即教育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率来增加其选择更高层次职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