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业现状与“奥肯定律”产生悖论的原因及改革思考

“奥肯定律”揭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升，会带动就业率上升的规律。但在中国这一规律却产生了明显的悖论。探究其产生悖论的原因，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来扭转这一趋势，实乃当务之急。     

新制度学派的“国家悖论”学说及其现实意义

新制度学派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悖论”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作为特殊的经济主体与其他各经济集团主体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对新制度学派“国家悖论”的研究,对我国政府转换职能、反腐倡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国家起源理论、国家模型、“诺思悖论”、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国家与制度创新、国家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当前中国政府如何推进制度变迁？首先,要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发挥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其次,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第三,努力克服“诺思悖论”。第四,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进一步解释

众多的学者和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贸易中的“里昂惕夫悖论”作了大量解释。虽然这些解释对降低悖论的程度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并不能完全排除悖论的存在。本文从次优理论框架出发，试图在更高、更大的框架中对“里昂惕夫悖论”给出更完整的解释。     

对“诺斯悖论”及其方法论的批判——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二重性理论

“诺斯悖论”现象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具有局限性,对它的批判需要追溯到方法论本身,即揭示个人主义方法论在进行制度分析时的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国家二重性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阐明了国家阶级性与公共性之间本质与表象的关系,对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作用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分析,指出国家能否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国家经济治理公共性与阶级性的一致程度。“诺斯悖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矛盾,而不是什么悖论。国家二重性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应用和细化,对认识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如何构建企业的组织适应能力

企业发展的“伊卡洛斯悖论”使其难以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在新的竞争中失去优势。要突破“伊卡洛斯悖论”的限制，企业必须发展组织适应能力。针对企业内阻碍组织适应能力提高的若干障碍和传统解决方案的不足，提出了新的组织适应能力构建方案。     

实际威克塞尔效应与总量模型的有效性

“剑桥资本争论”对大量异质品加总后的总量模型提出了质疑，因为“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的存在，总量模型在解释具有大量异质资本品的实际经济时出现了逻辑上的“悖论”。为阐明这种总量模型的有效性，实际威克塞尔效应为负被认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定条件，只要保持实际威克塞尔效应为负，即在规则经济条件下，大量异质品加总后的总量模型才是有效的，否则，总量模型必然产生逻辑上的“悖论”。     

“诺思第二悖论”及其破解--制度变迁中交易费用范式的反思

诺思的国家悖论被经济学家所熟悉，而他用交易费用分析制度变迁时的悖论却很少被人们所注意。诺思认为交易费用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制度的变迁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同时，诺思也指出长期中交易费用是在不断增长。这种短期内交易费用的下降和长期内的增长构成诺思的又一悖论一诺思第二悖论。诺思第二悖论不仅仅是诺思的悖论，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分析范式的悖论。对制度变迁的分析，我们需要新的选择和新的思路。     

IT与企业管理范式的转变

本文首先探讨了IT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情况；然后分析了IT的应用对企业管理范式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最后指出，IT应用中产生的所谓“信息悖论”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在应用IT过程中没有主动地转变管理范式，避免“信息悖论”的出路即在于主动地转变企业管理范式。     

从我国公司治理角度解读融资悖论

根据西方财务理论及我国的融资现状提出了“融资结构悖论”。章从控制权、管理层、投资利益角度剖析这一悖论，并提出建议以解决我国这一症状。     

“互联网+”下制造企业服务化悖论的平台化解决思路

服务化转型已成为制造企业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选择,其要求企业竞争关键点、价值流程、组织结构和创新模式发生彻底转变。这一巨大挑战催生了“服务化悖论”相关研究。“互联网+”相关研究大多强调互联网对服务化转型的积极影响,但其作用机理尚不明确。现有“服务化悖论”的研究较为零散,从价值创造视角将其系统地归纳为3个方面;深入阐释“互联网+”模式对“服务化悖论”的缓解机制,强调“脱媒”功能可以克服顾客接近悖论,以同步协同缓解战略一致性悖论,以互联网导致的“单边锁定弱化”克服行业资源能力悖论;设计了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化运行机制,强调制造企业以“平台”模式实现服务化经营,而平台领导者、知识经纪人、模块化供应商借助互联网进行价值协同,通过“产品+服务”组合包实现需求面而非供给面范围经济,以个性化服务推动企业价值创新。     

从“社会排斥”到“整体吸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城市化是在“两难悖论”的复杂博弈之中推进的，城市化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与进步的同时，随之而来产生了诸多新的城市社会问题。城市化席卷农民工群体涌入城镇社区，由于思想观念、经济地位与人际网络等差异，农民工逐渐被城市社会边缘化。以城市农民工廉租房制度实施的现状为表述对象，从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取向与覆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提出“国家-社会”合作供给农民工住房公共品的整体吸纳路径。     

中国商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理论反思与实践路径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商会史研究经历了阶级分析、现代化以及“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三种理论范式的洗礼，最终殊途同归为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论的认同，将商会看作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终将形成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商会在1949年后的完全国家化更加剧了这一认识。深陷这一理论陷阱的商会史研究，既无法持续产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也无法为当代商会提供经验借鉴。但从实践出发可见，近代商会是在中国独特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与简约主义的行政体系的悖论结合的制度框架下形成的“第三领域”，其中突出的半正式治理机制，体现的是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结与互动互塑，绝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联系近些年崛起的“商协会”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半正式治理传统仍在悄然运作，对于商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现实的悖论——中国与东北经济“二元结构”的特例分析

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演进的分析入手，采用比较动态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工具，通过比较东北地区与全国“经济二元结构”变迁的趋势差异，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变迁的路径并没有像刘易斯所描述的那样呈线性演变过程，而是呈现出一种波段“振荡”的运行趋势。同时，东北经济二元结构的演进又表现为显著的“异化”特征。可以把刘易斯模型的结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称为“悖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是开启这一“悖论”的理想选择。     

对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悖论的反思

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表现为重股票融资,轻债务融资,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揭示的“融资优序”相反,这种现象被称为“融资偏好悖论”。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融资偏好悖论进行了剖析,提出了修正融资偏好悖论的思路。     

全球资本流动“再平衡”——全球货币循环遭遇“特里芬悖论”

当前，“特里芬悖论”的阴影正在显露，全球流动性创造的旧图景恐怕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增长与货币体系将步入再平衡的调整阶段。在“再平衡”的过程中，美国将面临外部融资难的困境和美元贬值的压力。     

从三元悖论看我国汇率弹性化及人民币资本帐户自由兑换

人民币资本帐户的开放是我国经济开放的必然目标之一。而现行的汇率政策在资本帐户开放后将产生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从“三元悖论” 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在人民币资本帐户可兑换下,实行汇率弹性化作为政策配合以求得“三元悖论” 中间解的可行性。     

让法律赋权与行政赋权并行

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与无限扩大，又会产生“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悖论。我们更需要法律赋权在建设现代型中国社会中的伸张。[编者按]     

信息技术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证伪“生产率悖论”的285个地级市证据

基于“生产率悖论”研究视角，利用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定量分析了信息技术发展对我国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周期内，信息技术发展显著促进了我国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信息技术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消费水平，推动了要素合理配置和消费结构升级，最终提高了生产率水平；在模型中引入城市地理区位和人口规模等虚拟变量，结果表明中西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要显著大于东部地区，且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也要高于大城市，以上均证明“生产率悖论”并不符合中国地级城市发展的现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