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农会组织

在台湾的农业发展中,农民团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民团体包括农会、渔会、农业合作社、合作农场、农田水利会。其中,农业合作社与合作农场是专业性农民团体,从事单项农业经营;农、渔会是具有多目标的综合性的农民团体,从事推广、供销、信用、保险等多项事业,因而组织体系最为完整和普遍,深入农村,与农渔民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关系非常密切。目前,台湾有农会305个,渔会40个,农业合作社场410个,农田水利会17个。     

台湾的都市农业与农会组织

一、都市农业 台湾的经济发展,早期是以农业为主体,由农业扶持工业,带动其他产业腾飞。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农业在岛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迅速缩小,到1995年降为3.6％,而且农业本身面临着诸多     

台湾省农会组织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台湾农会作为农民团体的主体，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承担了台湾地区农村发展的社会责任和历史重任，为推动台湾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以及在建设台湾农村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初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强调，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共同行动。2006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好头，起好步，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研究台湾农会组织，借鉴台湾在农村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农会组织作用的经验，对我国新农村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吸取在大革命时期农民组训的教训，颁布了《农会法》，力图在全国建立新的农会体系，以加强乡村控制与农业建设。地处中部的湖北向为农业大省，农村问题十分严重。湖北省依国民政府之法令，逐步建立起了以县农会为主体的省、县、乡三级农会体系。这些农会组织以农民为主体会员，接受国民党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对于国民党在农村的施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乡村控制方面，政府希冀以农会束加强与农民的组织联系，对农民实施组织与思想训练，贯彻兵役粮政。在农业建设方面，农会在改进农业生产、实施二五减租、推行农贷、发展农村合作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功效。不过，由于农民并未在农会中取得主体性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农会的运作绩效。     

台湾农会组织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近一个世纪来,台湾农会在发展农业、建设农村、提高农民所得、带动工商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然而,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农业逐渐面临经贸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加上政府对农业保护政策的改变,连带影响农会的组织发展,农会组织面临着种...     

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研究

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组织载体,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农特合作组织的坚实基础.农民利益主体意识的不断先觉醒,市场发展的不断完善、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也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基手此,本文在分析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对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有利条件进行了总结,指出了今后推进农村合作组织发展需要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     

新农村呼唤社区合作组织——中国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坛综述

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两会”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农村社区合作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载体和组织保证,在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不仅要有专业合作,也要有社区合作。针对目前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何进一步创新农村社区合作组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台湾农会组织及其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台湾农会作为农民团体的主体,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承担了台湾地区农村发展的社会责任和历史重任,为推动台湾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以及在建设台湾农村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新农村建设呼唤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创新

资金是经济发展的血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大量的有效率的资金投入,这就对创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提出了迫切要求。     

资金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选择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三农”投入的不足和农村要素特别是资金的外流，严重制约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因而，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首要的任务是给农村足够的资金支持。如何建立一个政府主导的，包括财政投入、金融支持和社会筹资等为内容的多元投入体系，不仅是当前着重研究的理论问题，更应成为一种现实的政策选择。     

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的可持续乡村旅游发展的联动关系、空间发展和具体运作三大模式的综合运用为出发点,分别构建以市场、资源和相互关系为基础的联动模型;建立不同资源状态的"增长极"、"点—轴"和"区域一体化"等空间发展模式;着重从"营销"和"管理"方面阐述了可持续乡村旅游的具体运作模式。提出新农村建设下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该新模式理论对我国可持续乡村旅游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公共政策体系建构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揭示了公共政策体系建构的现实目标,中国农村现状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决定了建构农村公共政策体系的政策取向、政策客体、政策措施和政策困境以及农村公共政策体系纵向建构、横向建构、过程建构的三个向度。     

关于四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虽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但是新的历史时期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新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四川是农业大省，四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十个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注重十个结合：一要注重农村自身发展与国家大力扶持相结合，二要注重巩固农业基础与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相结合，三要注重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及资源节约相结合，四要注重发展村域经济与提升劳务经济相结合，五要注重发展农村经济与推进城镇化相结合，六要注重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进步相结合，七要注重实现村客整洁与增强内在活力相结合，八要注重完善村民自治与加强党的领导相结合，九要注重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与发扬优良文化传统相结合，十要注重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     

农民市民化趋势下增加农民收入新思路

阐述了农民市民化,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有重要作用,论述了在新形势下,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提出了推进农民市民化与农民增收对策.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考——四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模式初探

本文根据四川的资源、人口、环境现状,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设计了依靠科技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模式。采用7＋3＋1＋1土地科学规划方案,克服小农经营的弊端,建设适度规模商品粮、畜、果、蔬、花卉基地农业,配合农副产品加工产业的建设,逐步建设现代农业,促进“生产发展”。通过改善生活环境、居住条件、落实增收措施与建立社保四个方面实现生活宽裕,既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解决都市新村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又用古今中外社会和谐的理念,创造适合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模式,实现“乡风文明”。通过土地、农宅地的科学规划,建设生态住宅与现代农业基地有机结合与和谐的新村,建设空中自留地实现建房还耕、还绿;建设高效沼气设施,解决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产生的可降解废弃物的处理以及绿色栽培的肥源问题;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与节约型模式,组装实用科技,实现“村容整洁”。引进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形成政府、企业、农户三个主体,实施组织者、监督者、服务者三角鼎立的“管理民主”模式。     

新农村建设的时间

目前关于新农村建设完成时间的研究,多是从学者的视角出发,缺乏农民视角的探讨。本文以社区为基础,对农民期望的新农村建设的完成时间展开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八成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可以在20年以内完成。这也要求各地政府在以当地实际情况,加大力度建设新农村的同时,也要加强在政策上的宣传,不要给农民造成误解,让农民失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用的思考

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急剧增长和供给的严重不足,决定了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应体现在保障农村主要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上.目前新农村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既有认识上的偏差,更主要的是"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与现实需求的严重脱离.因此,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正确和充分发挥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尤其是基层乡镇政府职能的真正转换到位.     

Competition Policy and Food Sector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enforcement of the EU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food sector in order to evaluate its actual ability to promote a fair and efficient food supply. Competition policy is scrutinized stemming from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fered by 3 antitrust schools, namely, the Harvard, the Chicago, and the post-Chicago Schools. The main finding of the article is that with reforms carried out in the 1990s, EU competition policy has followed the shift that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late 1970s from the traditionalist Harvard School to the Chicago and post-Chicago Schools of antitrust. The general effect of this shift has been a significant drop in 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merger control activity. As a consequence, currently competition policy is not able to tackle the wide rang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overwhelming power of large agrofood corpo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