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民营BOT供给模式研究

公共领域治理中出现的多中心治理体制否认了政府作为单中心治理者的合理性,印讧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理论的正当性.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上实现多主体、多渠道和多方式共存的供给模式是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有效途径.通过对BOT模式的特征和民营BOT模式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优势分析表明: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关键在于加强相关制度设计,充分发挥民营BOT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强大作用.     

合作治理视阈下的农村治安保险制度优化研究

农村治安保险为地方政府加强农村公共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面临许多问题。在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农村社会治理环境下,合作治理为农村治安保险制度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分析表明:政府应通过财税政策、保险监管供给侧改革、制度环境建设等方式来推动农村治安保险发展;保险公司应加强与村民、村委会、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合作,以更好地实现农村治安保险的制度优化。本文将农村治安保险制度建设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及社会治理创新有机结合,旨在探寻一种实现商业保险与社会治理良性互动和协同创新发展的可行路径。     

我国第三部门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医疗卫生供给为研究视域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实行＂二元制＂,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弱势地位。面对市场经济、多元治理的必然趋势,市场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陷日益暴露,第三部门应运而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第三部门在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面临诸多问题,因此要促进非政府组织对农村医疗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建立多主体供给体系;理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承接部分农村管理职能;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缺位与第三方介入：栖霞水利联合体案例

近年来,农田水利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陷入资金短缺与组织无序的双重困境,而栖霞市农民水利联合体克服了原有模式下＂搭便车＂现象,以多元化的组织形式降低了建设成本,提高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民建、民用、民管＂,有效解决了农田水利工程供给不足的问题。本文基于对该模式的分析,以期为探索多元化主体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提供借鉴。     

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出路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政府独大,社会组织力量微弱,农民的公民意识不强;行政管控不力,法制规范不到位,道德约束乏力。走出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需要从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入手,整合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村委会、村民等力量,更加重视服务协商调解,改进行政监管,更多地运用法制规范、道德约束等手段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和谐。     

协同治理:社会救助制度低效运行的治理路径

社会救助领域的核心是救助效率问题。由于缺乏有效的信号甄别机制,同时政府挤出了非营利组织的参与空间,导致社会救助压力沉重、效率低下。救助效率低下不仅会导致救助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同样也会影响救助公平目标的实现。为此,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界定各参与主体的权利责任边界,完善参与主体内部治理结构,建立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协同合作的治理模式,降低社会救助中的交易成本,实现救助资源的均衡配置。     

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再思考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应努力探索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机制。适度的财政分权有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财政分权的关键是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应从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定位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范围与财力分配、遵循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等方面入手,着力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基础条件的。但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城乡“二元”经济原因造成的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和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困难这两大困境直接制约着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入手,以转型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的现状为线索,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缺陷及形成的原因,并进而推论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创新思路及实现城乡一体化、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对策建议。     

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宏观调控法规制

因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而引发的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不仅契合了宏观调控法产生的社会根源,而且还符合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取向和实施机制。为缩小城乡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距以及克服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区域性失衡与结构不合理等困境,实现体育领域中社会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以及保障国民的体育基本权,应当通过健全完善发展规划法、财政法、税法及金融法等宏观调控法加以克服。     

慈善捐赠、公共物品的自愿提供与非营利组织

提供公共物品的非营利组织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织之一.非营利组织主要依靠人们的自愿机制运行,人们自愿捐赠背后原因的复杂性和实际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共同决定了人们的捐赠决策.根据我国非营利组织资金困境的不同原因,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化解非营利组织的资金困境,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激励人们自愿捐赠的税制设计需要考虑税价弹性与收入弹性;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支出需要考虑"挤出效应";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收费可以与政府购买相结合.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问题探讨

在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下,农民无法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准确表达自己的偏好,对公共资源的筹集和使用也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短缺与局部过剩并存且质量低下.为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仅需要落实好"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更应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村集体和农民三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提高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的参与水平.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研究

城乡二元机制、强制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等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因此,要建立科学民主的需求表达机制,构建多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建立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制度,从而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原因与出路

本文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研究主题,在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从总量、结构、责任主体、无税费困境等方面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探究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落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从转变国家发展战略、改革财政体制、完善公共选择机制方面提出改进的对策思路。     

财会监督的本质要求和主要着力方向研究——基于公共治理现代化视角

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财会监督的本质是公共治理行为,其目标、介入范围、成果运用、主体行为应予以明确。公共治理方面的制度供求论、委托代理论、政府失灵论、“物有所值论”和“利益相关论”等理论思维有助于监督主体形成问题意识,明确问题导向。根据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原则,财会监督要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各监督主体协同联动、共享监督成果等有效工作机制。     

乡村财务治理:从共同治理到共享治理的研究北大核心

乡村财务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核心。目前我国乡村财务治理存在一元财务主体产权不清晰、股权合作治理不善、多元治理主体的目标存在差异、财务管理不规范、农村金融政策利用不足、融资约束大等问题,需要树立共治共享理念,构建政府、社会资本与村民“多元共治”的乡村财务治理框架体系。从单边治理到共同治理,是企业内部治理的变革,而从共同治理到共享治理,是企业间的治理变革。要建立乡村共享财务治理模式,应通过股权共享的方式,构建兼具财务信息共享和融资资源共享功能的“产权链+供应链”共享财务综合平台,充分实现信息共享治理和资金共享治理。具体设计上,综合平台是村集体、村民、政府部门、农业企业、电商企业、金融机构等产权主体以村集体资产、涉农财政资金、自有资金、土地、房产、农产品期权、人力资本、技术等方式入股的股权分享平台,政府“爱心折股”,所折合份额在农户、农业企业等之间形成溢价股权,以其对项目价值创造的贡献度作为标准进行分配。进行综合平台收益分配和股权结构设计时,应充分测度合作联盟所能带来的成本节约效应和创新效应,考虑一般收益和协同创新收益在农户、农业企业、电商企业等合作方之间的合理分配,进而确定股权配置结构。综合平台应分别设置农村财务共享服务的信息共享模块和乡村财务公司的资金共享模块,构建政府、社会资本与村民“共治共享”的乡村财务治理框架体系。     

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研究——兼论政府职能的转变

福利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供给,市场方式供给公共产品是低效率的。随着经济自由主义和反国家干预思潮在西方的兴起,经济学家开始探索通过市场方式供给公共产品。本文主要围绕有关公共产品的争论、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必要性、实现方式和困境等方面展开论述,并讨论了公共产品市场供给对政府职能的影响。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衡的原因和对策——一种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考察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着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并存的失衡现象,内在原因就在于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的组成人员--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也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加强对这种自利行为的约束对策是: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制度;改革现行干部评议、晋升、薪酬和问责制度;规范公共事业听证制度;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     

合作—收益分析框架下的现代慈善运行机制研究

与传统慈善相比,现代慈善在覆盖领域、参与主体、运行方式和功能定位上不断延伸拓展,呈现出一种基于私人自愿无偿捐赠或服务的公共产品合作供给外观。基于"社会人"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政府组织、慈善组织、捐赠者、受益者、公众媒体等利益相关主体以不同的角色和方式参与慈善合作。主体间的互动推动着慈善合作的不断演进,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政府组织对基本制度框架的供给,慈善组织对服务平台的搭建,公众媒体等对价值共识的凝聚是维系和促进现代慈善合作的关键因素。     

我国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在当今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重构、逐步走向公共管理社会化时代的趋势下,现代危机应对须引入现代政府的公共治理理念,以当前政府体制内部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为核心,在理顺政府组织内部各个部门问领导体制及决策体制并整合相关力量的基础上,制度化地引入多元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危机治理网络,建立纵横交错的治理合作和整合机制,通过制定和运用公共危机治理框架的典则规范来实现危机的共同治理。     

政府间事权划分思路的比较与综合:基于中国现实的分析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传统思路是基于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这一基本认识,在既定的层级制政府架构下完成公共产品供给事权划分,具体采用了按公共产品种类、受益范围、部门单位隶属关系以及按事权构成要素进行划分的方法,但都难以完全做到在体现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前提下明晰划分政府间事权.本文基于公共产品多中心供给这一基本认识,引入"功能覆盖型竞争性辖区"理论,把从公共产品的具体性质分析入手,通过设计、选择合适的供给主体来完成公共产品供给事权划分的思路称之为新思路.通过比较,可发现两种思路各有得失.因此,优化政府间事权划分,应实现两种思路的结合,以传统思路为主,新思路为辅.对遵循传统思路难以在层级制政府间明晰划分事权的公共产品,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虑选择合适的非政府供给主体,实现公共产品的多中心供给,这有助于解决政府间事权划分的棘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