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合并反垄断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型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合并反垄断法律规制的理论和实践深受民粹主义和共和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将价值目标定位在维护经济民主上,进而保护创业者以及"小商人"的独立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合并反垄断法律规制的重心从政治、社会领域更多地转移到国家经济和经济效率方面,并最终促成美国合并反垄断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型。     

美国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列举分析美国企业并购反垄断规制中的主要考量原则,提出我国在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制定过程中,应主要注重对于国家安全、自由竞争市场培育和经济效益分析的考量。     

产业规制的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

世界各国政府针对自然垄断产业所实施的各种类型的规制及其效应,集中体现在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两个方面,其政策导向在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之间游离取舍的事实,显示了这两种效率及其关联的重要性。通过对这两种效率受政府产业规制影响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的政府规制模式影响或约束这两种效率出现不同组合的一般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规制的实际,对这两种效率的不同取舍进行了比较。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与审计生产效率——基于我国本土事务所合并案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3—2009年的18起合并案为基础,利用数据包络法(DEA)估计审计生产效率,采用稳定客户平衡面板数据,纵向比较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前后审计生产效率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方式对审计生产效率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后,审计生产效率提高,且相对于新设合并而言,吸收合并方式更有利于增进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生产效率。     

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的平台经济监管研究——理论分析与中国的模式创新

2018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掀起了一场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立法执法热潮,政府行业规制机构参与其中,单独或协同监管平台运营商的反竞争行为。学术界对这种以行业规制代替反垄断执法的现象,是否会妨碍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建立、削弱反垄断法的权威性等问题存在争议。本文从反垄断监管实践和平台经济特性出发,分析了行业规制机构监管平台经济的原因、优势和弊端,并以加快建立平台经济“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为目标,构建了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金融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集团相关行为调查、处罚和救济的实践,是中国政府监管平台经济的模式创新,也证明反垄断执法主导与行业规制协同监管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递进”买方势力视角下两部收费制的规制机理研究--兼论政府反垄断部门应对策略

近年来,两部收费制策略引发的反垄断案件频发,下游买方势力的逐渐增强使得纵向控制规制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以往研究对买方势力动态变化影响企业策略性决策以及弱化上游市场竞争的问题关注不足。基于此,构建由上游在位者、潜在进入者和下游零售商组成的纵向产业链模型,以下游零售商买方势力的递进变化为切入点,深度剖析两部收费制策略的内在规制机理。结果表明:当下游企业没有买方势力或者具有较弱的抗衡势力时,两部收费制策略从本质上并未弱化上游市场竞争。然而,一旦潜在进入者无法打破在位者建立的进入壁垒,在位者便会充分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转售价格维持、搭售等一系列纵向控制手段,进而弱化上游市场竞争,以期实现“一家独大”。当下游企业主导交易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通道费合约会产生排他效应,其弱化上游竞争的程度有限。因此,政府反垄断部门制定规制政策应充分考虑企业纵向控制和逆纵向控制行为。     

合并反垄断审查中消费者证词的证据功能及其限制——以美国为实证视角

在合并反垄断案件中,消费者证词是反垄断机构和法院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合并反竞争效应的重要证据之一,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但是,消费者证词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立法机构或法院往往对其设定有严格的可采性规则和排除性规则,以发挥其证据功能,又限制其滥用。     

基于效率标准的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效果事后评估——以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案为例

基于竞争效应评估的基本理论,本文以2015年商务部无条件通过的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案为例,对横向并购反垄断控制效果进行事后评估,着重分析了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带来的效率改进.研究发现,公布合并后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股票累计异常收益率出现非常明显的正向反应,而竞争对手股票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出现负向反应,与效率充分改进横向并购模型的结论一致,证明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带来了效率改进.此外,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后在国际竞争力、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效率改进.     

反垄断视角下的企业纵向合并研究——对OSS模型的扩展

纵向合并是产业链中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实施纵向控制的重要策略之一.关于纵向合并所产生的反竞争效应,后芝加哥学派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在回顾这一领域内基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基本模型的扩展,并论述了理论发展对于我国反垄断政策制定的意义.     

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和分析——基于2000-2009年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研究

国有企业效率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效率的表现与其是否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政策主张关系密切。本文基于竞争性领域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别计算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20个竞争性行业2000-2009年期间的年度技术效率。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工业行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差距,但由于国有企业技术效率上升态势明显,使得两者的效率总体上趋同。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主张目前国有企业必须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为时尚早,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应当也能够继续深入推进,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在适当行业扶植企业做大做强均有益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     

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及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 1 995— 2 0 0 2年期间的年度企业数据 ,系统地研究 3. 7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增长趋势 ,并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 ,将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 (FTP)、相对前沿技术效率 (TE)的变化、配置效率 (AE)以及规模经济性 (SE)四大因素。主要结论 :(一 )TFP的行业加权年均增长率为 6. 8% ,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二 )前沿技术进步已经成为TFP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企业因前沿技术进步平均每年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高达 1 4个百分点 ;(三 )企业相对前沿的技术效率差距拉大 ,已经严重阻碍了TFP增长 ,导致TFP平均每年下降 7个百分点 ,这既是挑战 ,也是反映今后企业通过追赶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的潜力。 (四 )企业投入要素的配置效率对TFP增长几乎没有贡献 ,年均贡献仅为 0 . 0 2个百分点 ,而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对TFP的贡献也仅为负 0 . 3 3个百分点 ,这与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对TFP的影响相比都微不足道。分析表明 ,前沿技术进步一方面推动着生产力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企业间的技术效率差距 ,导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世纪之交的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正经历着一场以前沿技术进步及追赶先进企业为核心的生产力革命。     

智能制造核心企业如何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来自华为智能汽车业务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结合华为智能汽车业务探索性案例研究,提出智能制造核心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的过程机理及路径范式,揭示智能制造核心企业在创新联合体形成中的角色和作用机制,即发挥数据赋能的驱动作用,从而实现创新联合体跨界战略网络协同、跨界组织网络协同、跨界资源网络协同、跨界制度网络协同,形成协同演化动态能力,实现产品功能、生产制造及商业模式颠覆式创新。凝练出智能制造核心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路径范式：“智能制造核心企业—传统龙头集群企业—超级消费者”交互赋能。结论可拓展数字创新理论及价值共创理论,为传统产学研合作创新联盟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导,为智能汽车领域创新联合体建设及颠覆式创新提供实践指导。     

并购潮的动因:国内研究的新进展

本文大致以2000年为界将国内理论界关于企业并购潮动因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首次以政府主导论、管制驱动论和价值转移论对第二阶段的研究进展进行总体概括,并指出进一步深入研究并购潮动因的可能方向。     

企业制度变革中的博弈与均衡——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实证研究

企业制度运行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有理念为心理依托；这种共有理念体现在人们博弈均衡之中，是人们行为选择的默认前提，其形成和发展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企业制度变革的任务，是通过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和信任，在适应和调整共有理念的基础上，塑造合理的企业控制权主体。     

我国电力企业技术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SFA模型对我国15家电力企业2003-2009年的技术效率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我国电力企业技术效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增长速度逐年下降,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是制约技术效率提升的两大因素。电力企业之间技术效率差异较小,弱化了企业创新的动力。影响电力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内部交易成本、人力资本投资和专用性资本投资,其中影响我国电力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因素包括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员工激励机制,人力资本投资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可以从内部协同效应和协调成本的角度来解释。     

A New View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State: A Case Study of France

Given the contribution of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hip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well-being, the accuracy of investment decisions by venture capitalists is a societal issue. Venture capitalists find the human capital of entrepreneurs difficult to assess. This paper employs instrumental value theory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human capital factors on the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 A meta-analysis of 29 previous empirical studies that examined the effect of founder's human capital o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suggested that instrumental value theory holds promise as a guide for research on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It could also help venture capitalists to make better investment decisions, benefiting society in general.     

科技创新人才薪酬体系与激励效应关系研究

科技创新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对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激励是高新技术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以往对于薪酬体系与激励效应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多是从单一层面进行的。但薪酬体系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建构。从薪酬战略、薪酬水平、薪酬结构、计薪方式、付薪策略5个维度,构建了科技创新人才与激励效应的关系模型。利用多个省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薪酬体系结构维度对激励效应的影响作用,并提出了提升科技创新人才薪酬体系激励效应的相关策略。     

高技术企业技术与战略融合研究

基于对技术与企业战略的关联机理的剖析,提出高技术企业中两者的融合模式,包括将技术融入战略流程和与技术变革相应的战略变更。详尽阐述了融合过程中需重点考虑的问题及使用的主要技术工具,以及应对多变技术环境所应实施的战略变更。     

双积分政策下新能源车企、传统车企、政府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研究

双积分政策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布局的转变,而协同创新有利于车企其提升研发创新的国际核心竞争力。本文在此背景下,构建了新能源车企、传统车企和政府的三方博弈矩阵,研究新能源汽车平均收益、协同创新所获积分和NEV积分的单位售价、协同创新的额外费用、市场订单总量、抢夺市场份额、政府激励额度、监督成本和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因素对三方协同创新博弈的影响。研究表明：(1)车企始终都选择协同创新,但趋向协同创新的意愿受新能源汽车平均收益、新能源汽车市场订单总量、抢夺市场份额的影响;(2)在双积分政策的背景下,政府从行业的直接引领者转向间接监督者,车企策略选择几乎不受政府激励大小的影响;(3)政府参与协同创新的意愿随着新能源汽车平均收益、车企NEV积分收益、市场订单总量和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增长而变强,随着激励额度和监督成本的增长而变弱。本研究有助于双积分政策时代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精准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