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中组织结构和信息技术能力对组织效率的影响

本文旨在研究新兴市场中组织结构和信息技术(IT)能力对组织效率的影响.文章首先对相关领域已有的研究作了综述,并特别指出,是信息技术(IT)能力而非仅信息技术(IT)本身对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接着提出相关假设并进行论证,即将组织结构作为独立变量,提出发展IT能力能提高组织效率;研究结论显示,在新兴市场中企业的IT能力与组织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组织结构与IT能力也呈正相关关系.有关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和越南两个新兴市场中的110个企业.     

效率与公平的虚拟冲突

西方学者所讲的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是一种虚拟冲突,其主要结论基于多种未经证实的假设务件.把效率与公平的内涵分别界定为产出最大化和分配平均化;假设或默认人们追求这两种理想目标;从市场对效率与公平的功能差异推断二者的冲突;片面认识收入差距变化对效率与公平的影响.应当摒弃效率与公平的虚拟冲突所构造的思维模式.     

对企业内X效率成因的几点注解

文章以规范的公司制企业为分析对象,在接受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假设的前提之下,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相关企业理论,对莱宾斯坦所提出的企业X效率的形成原因作几点注解.     

僵尸企业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的视角

优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不仅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建设更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题中之义.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视角的研究发现:市场内僵尸企业所占比重越大,经济资源在正常企业之间配置的效率越低.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国有企业资产占比更高、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内,僵尸企业导致市场中经济资源错配的程度更大;而在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市场能够有效抵御僵尸企业引发资源错配的负面冲击.机制分析显示,僵尸企业挤占经济资源的行为更有可能打击高生产率企业,主要表现为生产率增速的大幅下滑和退出市场概率的显著增加.上述结论意味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将祛除落后产能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有机结合,全面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社会人属性和企业治理效率的改善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代理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企业治理实践产生了一个低效的治理效率.独立董事初步显示了社会人属性对企业治理效率的改善.如果存在足够的具有社会人属性的经营者,那么股东将愿意更多激励和更少监督经营者,这将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而能够改善企业治理效率.     

B股市场效率研究

面对目前我国B股市场低迷和处于“边缘化”的现状，很多人提出要将B股市场关闭或与A股市场合并。针对这一观点，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深圳B股市场为例，分析了B股市场的效率问题，提出应重新启动B股市场，强化其效率，发挥其积极作用的观点，并对强化B股市场效率提出了政策建议。     

产权制度的经济效率分析

通过对科斯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的分析,揭示了私人产权与公共产权的关系,这一产权关系实质是要解决生产效率与交易效率的关系,即解决生产与产品使用的关系问题.而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应建立在自由生产制度的基础上,调节自由生产制度的核心是调节私人产权与公共产权的关系,其理想目标是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过剩并得到充分的使用.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这一问题归结为如何尝试建立劳动者的产权组织形式,以与资本雇佣制度展开产权组织形式的公平竞争.     

市场结构及市场效率的实验经济学综述

实验经济学对于市场效率和市场结构的研究最早在1948年由Chamberline开创。经济学家经过大量实验发现,不但市场前提假设关系到市场均衡结果及效率,交易制度也会对均衡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不符合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市场结构也有可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本文对实验经济学关于市场结构及市场效率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与综述,并重点阐述其对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以揭示交易制度及市场前提对市场效率的综合影响。本文得到的结论显示：即使没有达到完全竞争市场的严格假设,也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状态,因而达到最优的配置效率。并且,对于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垄断和寡头垄断市场的实验研究也表明,并不是如传统古典经济学模型所言：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才能够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垄断市场效率也并不是完全与模型所言一致。而且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将交易制度看作外生变量,认为其对最终市场效率也会产生很大影响。     

试议"合并价差"的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组成一个新企业的行为.在美国,其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规定美国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规范的购买法)核算.而在我国采用简化的购买法对企业合并进行核算.在购买法下,"合并价差"的会计处理是关键.我国合并价差的会计处理应与国际惯例接轨,即采用规范的购买法进行会计核算.     

互联网发展、技术市场与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SBM-熵权-Tobit模型的实证检验

以技术市场发展指标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互联网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的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发展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果。结果表明：(1)2009—2019年,技术创新效率在[0.1932,0.4043]内,且上升趋势明显,成果转化阶段效率明显高于知识生产阶段;(2)从理论方面推导互联网发展对于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技术市场厚度和流畅度两种中介路径的间接影响,提出假设1～假设3;(3)实证结果表明,三个理论假设在研究样本中均成立。互联网快速发展不仅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具有直接的正向驱动效应,而且通过市场厚度和市场流畅度两个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值。在东中西三个经济区,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互联网+技术市场”战略是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资源优化布局发展的重要方向。     

论我国企业合并的反垄断控制

过度的企业合并会限制甚至消灭市场竞争,因此,保持市场的有效竞争需要反垄断立法。反垄断法合并控制应关注整 体经济效率;合并控制的实质性标准是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而符合反垄断禁止标准同时又存在法定豁免事由的的合并有 可能会被批准     

美国兼并指导准则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伴随芝加哥学派、后芝加哥学派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受到迅速崛起的欧洲与日本强大的竞争压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逐步放弃了由哈佛学派创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并指导美国反垄断法实践长达半个世纪的结构主义理论,改行效率优先原则,大大放松了对企业兼并的控制,推动了美国产业市场的寡头化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美国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代表,研究其兼并指导准则的演变,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建立企业兼并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上市公司并购效应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并购在社会存量资本重组中己经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在并购前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购存在严重的短期效应,未能实质性提高并购绩效。因此,中国应逐步建立职业经理市场,努力做好整合后的并购工作。     

关于企业合并的立法思考

企业合并在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在一定条件下，还有可能对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产生消极的妨碍作用。从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出发，我国的企业合并立法，应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并与国际惯例接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保障国家利益并维护本国企业的利益。     

浅析中国企业并购中的突出问题及应对策略

企业的并购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也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企业之间的并购日渐频繁 ,同时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必须认真地加以解决。否则 ,这将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该文从中国企业并购中出现的突出问题着手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策略。     

全球外资并购市场的形成及规律研究

19世纪60年代企业并购开始,经历上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的迅速膨胀和第五次并购浪潮的深入,全球外资并购市场已经初见端倪。经济全球化、科技创新、投资自由化对外资并购市场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外资并购市场形成过程伴随着产业转移规律、地域转移规律、行业演进规律。     

海外市场需求与跨国垂直并购——基于低端下游企业的视角

本文构建了一个产品从低端到高端分布的Hotelling模型,以探讨我国低端下游企业进行跨国垂直并购的时机选择和决定因素。研究表明,垂直并购国外高端上游企业能实现扩大市场份额、提升产品定位的双重效能。海外市场需求环境对低端下游企业拓展战略起关键性作用。在正常需求条件下,与直接出口及先并购国内上游企业再出口两种模式相比,跨国垂直并购并非最优选择。在遭受负向需求冲击时,国外上游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以及国外下游竞争对手品牌价值的下降给跨国垂直并购带来了契机,此时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上游产业进行跨国垂直并购成为国内低端下游企业的最优选择。如果并购能实现足够大的品牌价值效应,还会改善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社会福利水平。     

上市公司兼并收购可预测性

:公司并购预测与财务危机、盈利能力和股票价格的预测一样 ,一直是金融经济学理论与实务界关注和争论的问题。能否预测上市公司并购的发生 ,意味着能否依据公开信息战胜市场从而获取超额收益。本文采用Logit条件概率模型对我国A股市场1 998年至 1 999年间发生的上市公司兼并收购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所得到的估计模型对并购的发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但无法取得满意的预测结果。本文的结论支持股票市场半强式有效假说。     

Merger policy,entry, and entrepreneurship

We assess the impact of merger policy on entry and entrepreneurship. When faced with uncertainty about its prospects, and foreseeing that it may wish to leave the market should profitability prove poor, a rational entrant considers possible exit routes. Horizontal merger reduces competition post-merger which, all else being equal, lowers welfare; but merger also provides a valuable exit route. By facilitating exit and thus raising the value of entry, more lenient merger policy may stimulate entry sufficiently that welfare is increased overall. We calculate the optimal merger policy in the form of a low, but positive, profitability threshold below which merger is permitted despite the adverse impact on post-merger competition. This may be viewed as an extension of the “failing firm defence” to include ailing, low profitability firms as well as imminently failing ones. Merger policy is compared with an entry subsid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strategic firm behaviour for the choice of merger policy are also examined.     

Safe Harbours in Merger Guidelines: What Should They Be?

Safe harbours in merger guidelines define post‐merger market concentration or concentration change thresholds below which proposed mergers are unlikely to be anti‐competitive; anti‐competitiveness is usually measured as a ‘substantial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 Yet competition agencies have different safe harbours. We used merger models to run many simulations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market structures and merger‐induced aggregations. The post‐merger unilateral price increases in these scenarios were used to gauge what the safe harbours should be to keep price increases below a specified threshold. The safe harbour thresholds commonly used were found typically to be too restrictive, in that they failed to screen out mergers that were almost certainly competitively ben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