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中公民网络参与的路径选择

公民网络参与作为公民参与的一种新方式,以其独特的优势在政府治理中凸显出降低政治参与成本,优化政治监督环境,促进利益表达整合等价值和意义,但又因互联网自身的特点使公民网络参与在政府治理创新中产生出诸如不均衡参与、非理性化参与和非规范性发展等不可避免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培育参与主体、完善技术机制和加强法制建设这三个视角去寻求政府治理创新中公民网络参与提升的对策和思路,从而开辟公民网络参与的新路径。     

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演化博弈研究

在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探究多元主体如何参与城市治理，对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探讨政府、经营主体与社会公众多元主体在城市治理博弈中的策略选择和影响，研究发现：实践中不同的城市治理政策对应不同的策略稳定点，且政府的治理政策导向会直接影响其他两方的参与度和协作成效。政府应通过完善政策、确保收益共享和制定明确的约束机制，促进三方的积极参与。同时，建议创建开放、包容和透明的治理平台，建立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以及加强各方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     

公租房新型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公租房是政府为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而推出并实行的一项民生政策;随着公租房的大量入住,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社区需求得到满足和社区秩序的优化都直接影响了社会群体对公租房这项政策的满意程度。公租房较传统的城市社区有其特殊处,从公租房社区的居民和居委会这两个视角来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居民对公租房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并且社区居民有着较大的流动性。这就使得居民从心理上没将自己融入社区,没有归属感。其次,社区居民由具有不同背景、职业和收入的人群组成,导致居委会在实行传统的社区治理时存在难题。结合对公租房社区性质的分析,借鉴其他社区治理的经验,对此类社区探讨了一种新的治理机制:政府主导治理、专门组织服务、居民积极参与。     

论网络治理是公共管理发展新阶段

网络治理是由科层制发展到宽松模式的政府治理,它改变传统的单一的政府治理,而由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等参与其中的治理模式。它是公共管理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旅程。已有很多学者、很多国家采用网络治理的模式,在此,将阐述网络治理的概念及其基本信息,网络治理的工作中心以及要实现网络治理目标所需要的治理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区域治理机制的架构思考：从政府治理权出发

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尤其应当重视各级政府在该区域治理机制架构中的地位。协调不同法域、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地方政府之间的治理权,是推进该城市群协调发展,并率先推进实现新型城镇化转型的基础和保障。就该区域而言,政府治理权的架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根据中央顶层设计的区域布局,推动地方政府转换行使治理权的视阈,合理安排不同地方政府治理权,并建立权力协作机制;由此机制出发,协调区域内各地方的发展方向,深化彼此之间利益共生关系;最后,与利益共享对应,还应当配合财政供给改革,实现区域治理责任的成本共担。     

政府注意力在乡村治理中的运行逻辑和作用机制

政府注意力是乡村治理的稀缺资源，能否获得政府的关注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地区性乡村的发展之路中蕴含着政府注意力在乡村治理中各级主体间的运行机制和传递途径，成都市战旗村的崛起之路就体现了政府注意力的运行过程和对乡村治理客体的影响结果。研究发现，政府渐进式政策制定逻辑、组织结构和沟通模式，以及政府官员和村干部理解政策的逻辑与策略性行动，决定了政府注意力的分配、再生产和传播，且均有明显的“结构化特征”。政府注意力是乡村场域中各利益主体竞争的焦点，在具体的分配与传播过程中又被不同行动者的策略性、权宜性的行动不停地调整着。政府注意力的运作逻辑影响着乡村的资源基础，改变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进而影响了乡村发展的路径。     

浅议消费者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作为利益相关者之一的消费者与公司治理相互影响，消费者通过产品市场对公司治理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依赖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状况，而消费者参与公司治理又是有效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鉴此，本文针对我国现状提出了应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以发展消费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思路。     

青年参与老旧社区治理的实践——以宁波B小区为例

浙江省"八八战略"实施15周年以来,社会处于剧烈的转型过程中,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居民需求多样化、政府供给单一化的特殊情况,如何弥补政府社区治理政策不足的问题迫在眉睫。本文以宁波B小区的改造需求为出发点,在对实践的总结性反思的基础之上,整理出老旧社区治理的青年参与新模式,构建多元参与的新格局。     

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分析

知识信息传播得越广泛,权力也就越容易扩散。网络已转化为全新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渠道与载体。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意义在于:培养有社会责任、具有公民资格的公众;减少扩大民主的代价;促使新型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形成;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发展青年与政府之间双向协商、沟通机制;推进建立公民与政府共同合作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     

从网络广告监管到网络广告治理——公共治理的视角分析

目前,我国网络广告正在逐步勃兴,与此同时,传统的广告监督管理体制与网络广告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引发了许多矛盾和冲突。面对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实现由传统的网络广告监管向网络广告治理的转变成为必然选择。网络广告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纯依靠政府职能部门无法实现预期效果,需要政府、社会组织、民众等多方共同参与,强调服务导向和参与意识,明确各自的责任,从而形成良好的合作网络,实现网络广告的有效治理。     

非政府组织与乡村治理关系的研究

乡村是我国最基层的社会型组织,也是国家治理的首要问题。乡村治理不仅仅是乡村自我管理问题,也是党在社会最基层组织的执政基础。国家30年乡村经济政治的改革,使村民自治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乡村自治显现出许多问题,使单一的乡村自治无法解决当下乡村治理的诸多问题。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与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单一模式,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也符合代表各自成员利益参与公共服务进程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农村民主进程、转变农村经营模式、缓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矛盾,成为当下乡村治理的重要抓手。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政策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顶层推动、多元化的公民诉求、技术进步以及社会治理形势的倒逼为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然而,受传统文化、既得利益集团、传统行政体制和社会组织发展薄弱的制约,导致现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必须充分发挥现有的革新动力资源,通过政策优化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有效化解当前社会治理的阻力,确立社会治理理念,进而有效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去。     

不完全合约、非正式规则与企业网络组织内部治理机制

随着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网络组织的出现对传统以保护所有者利益为核心的组织治理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从网络组织的基本性质出发,比较了网络组织与传统组织在内部治理上的差异,提出了网络组织治理机制构建的基本思路。     

网络政治参与机制的构建与治理

作为现代政治的新形式,网络政治参与社会化和制度化是大势所趋。网络政治参与在沟通民意的同时,其政治参与的无序化、生态环境的脆弱化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本文从建设有序的网络生态环境、完善网络立法监管、打造良好政府形象等方面对网络政治参与机制的治理对策进行了阐述。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和治理困境分析

互联网政治伴随着日益提升的网络速度飞快改变着国际关系,非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甚至个人正在各自掌控的网络政治权力影响着现实世界的政治与外交.然而网络自身的特性又让网络政治及其治理出现困境,出于自身利益需求不同利益集团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而联合国领导下的合作治理不失为一种有效解决方案.本文介绍了网络政治的概念和国际关系中网络政治的作用、传播模式和象限,并就国际关系中网络政治的治理困境与对策提出了见解与建议,以期为广大网民及相关人士提供参考.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的院校图书馆治理结构研究

针对院校图书馆治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假设院校图书馆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组织,分析了不同利益背景及结构模式的影响,并引入多元利益相关者对于改善院校图书馆的治理效率、适应资源需求与供给变化、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都具有积极作用。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企业绿色创新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文章利用2013—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有效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分析绿色治理效果的作用路径,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通过提升高管绿色认知水平和强化政府资源支持两条路径发挥作用。考察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约束性因素,从地方政府自身建设角度分析,发现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和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均能促进党组织参与发挥绿色治理效果。从金融政策支持角度分析,发现绿色信贷和绿色基金政策与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起到内外部协同治理的效果。分析产生的经济后果,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不但有利于减少企业碳排放,实现企业环境目标,还能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实现企业的经济发展目标。文章从企业内部治理的角度出发,为如何提升企业自主绿色创新意愿,促进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考。     

国家、社群与转型期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一个交易成本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利用交易成本政治学的研究框架重新考察了转型期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并通过小样本调研案例论证了这种共同治理模式的现实可行性。模型表明，地方政府对于某些任务测度模糊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着激励不足的机会主义倾向，而社群的自组织机制弥补了政府提供不足的真空罅隙，从而形成转型期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共同治理机制。     

PPP模式在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视角

PPP模式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手段,在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中的作用不仅仅是融资,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和质量,从而控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以"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为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PPP模式在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中的作用,从而更好的利用PPP化解地方政府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