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万“留守村妇”非正常生存调查

“留守村妇”，正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一个被遗漏且棘手的现实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外移，在我国农村社会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留守妇女群体。由于丈夫长期（通常在半年以上）外出打工，妻子们留守家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被称为“留守妇女”。     

日本熊本市居民家庭消费情况的调查及启示

一、调查户的基本收支情况1992年5月,笔者应邀访同了日本的熊本、京都、东京3个城市。在此期间,我们就日本人的家庭生活情况调查了5户居民,并另外收集了5户,共10户的资料。现就调查来的情况撰文谈一点看法.因没发统一问卷,不便汇总,只好先逐一介绍。没作调查的五户情况是: 这5户共19人,妻子都没工作,其中2户的妻子有生活补助收入,其余都只靠丈夫的收入维持生活。5户共收入1460000日元,户均收入292000日元,这个收入水平在日本家庭中有代表性.5户的支出共1346310日元,收支相抵,每月可节余113690日元,占总收入的7.8%。但其中有2户每月入不敷出。5户家庭的支出中,最大开支是饮食费269000日元,占总支出的20%,其次是房租170450日元,占12.7%,第三是保险费166000日元,占12.33%,第四是教育费132900日元,占9.9%,第五是丈夫和小儿的零用费12900日元,占9.6%,第六是储蓄120000日元,占8.91%.6项共占总支出的73.44%。     

不同家庭结构中旅游决策主要影响者研究——以郑州市家庭旅游客源市场为例

家庭结构类型是影响家庭旅游决策类型的因素之一,本文通过郑州市145位市民家庭出游决策的调查统计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夫妻二人家庭结构中,丈夫比妻子对决策的制定的影响力比例要高,家庭决策是丈夫为主要影响者;二是核心家庭中,孩子的意愿和需求对家庭的出游决策影响最大,家庭旅游决策最大影响者是孩子;三是延续式家庭中,旅游决策最大影响者是老人和孩子。文章验证了家庭结构与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者关系的假设,为旅游企业制定相应的家庭旅游市场营销策略奠定了基础。     

解析家庭暴力

全国妇联调查，在2．7亿个中国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广东省妇联对1589个家庭入户调查，结果显示，29．2％的家庭存有家庭暴力，其中79．4％的家庭存在着丈夫对妻子施暴，平均每月4次和平均每月1次受丈夫施暴的分别占受暴妻子总数的32．1％和39％。虽然这些数字远不及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有80％的已婚妇女遭受丈夫施暴。但是，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也有增多的趋势，     

事业、孩子、贷款家庭生活的“新三座大山”

目前，有调查显示，城市中高收入家庭中，事业、孩子和贷款是家庭生活的“新三座大山”。 28．9％的被调查者把职业危机摆在家庭压力榜首。因为中高收入家庭的夫妻大多为白领、高级打工者，职业的稳定、事业的成功，关乎票子、位子、房子、车子、妻子、孩子，一旦出现危机，个人的人生价值、家庭生活质量都会出现不可预知的后果。一旦夫妻一方失业，当下的家庭贷款等现实问题会接踵而至，所以，12．5％的家庭有桉揭恐惧症。     

解答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世纪性难题

中国经济的历史转型要完成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一是把农业GDP占总GDP的比重降下来,如降到5%以下,从而为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提供生产力基础,以提高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二是把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下来,如降到20%乃至10%以下,在高度城市化基础上实现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中国人民正在为此艰苦跋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农民工而不主要是农村家庭进入城市,但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大量农村家庭完整地进入城市.     

中国固定资产投入应向医疗教育倾斜

中国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截至2006年上升了42倍,但城市人均收入的增长同期间只增长了34倍,农村人均收入则增长27倍。而尽管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及国营企业的的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在上升,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明显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近几年都没有改变,有增加投入的是行政管理开支。换句话说,家庭的福利受到挤压,经济负担加重。     

关系网络对农村留守妇女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

关系网络对农村留守妇女的纠纷解决方式有较大的影响。文章分析了农村女嫁男家的风俗传统致使农村女性嵌入到一个有丈夫决定的关系网中,而这个关系网络可能会因丈夫外出打工而暂时或长期处于脆弱状态,进而致使留守妇女成为纠纷及其解决场域中的主角。而由于一些救济途径的原因,迫使她们容易以非法的私立救济寻求纠纷解决场域中的力量平衡。文章最后提出,留守妇女可以积极搭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便弥补因丈夫外出打工而在纠纷场域中的缺位,从而得到一些合法化的社会支持。     

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1990年城镇最低收入户居民与最高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3.27,到2001年扩大到1:5.39;1990年,农村高收入户的居民收入与低收入户居民收入之比为1:6.7,到2001年上升到1:9.3;若将城乡居民的收入加总,然后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总收入的比重方面来考察,可以发现过去十几年里,农村人口所占收入比重由1990年62.2%下降到2001年48.5%,而城市居民所占收入比重由37.8%上升到51.5%,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来看,还有不断增大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高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迅速上升、低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城市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扩大、农民占有的收入份额不断缩小,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而随着我国居民不平等状况的加剧,目前在我国的居民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三个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留守家庭成员时间分配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于家庭留守成员的时间分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运用1997-2006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成年人出外打工对妻子、儿童和老年人家务和农业劳动时间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丈夫出外打工显著地增加了妻子的农业劳动时间;父亲出外打工对于儿童家务劳动有显著的增加作用,并且对女孩的影响比男孩大;有成员出外打工的家庭,老年男性和女性在农业劳动中的时间投入都显著增加,家务劳动方面,老年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     

婚姻契约观下对妻子性权利的再认识--也论婚内强奸

文章以婚姻的契约观作为认知的进路,对婚内强奸立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性权利是平等的,性违约可导致另一方提起同居之诉或精神赔偿,但性违约并不一定导致性暴力,尤其不导致性暴力之合法性。如果丈夫在违背妻子意志的情况下使用性暴力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即构成婚内强奸无疑。     

新婚姻法 打破夫妻财产“大锅饭”

家庭内索赔无先例“好心”将妻子送进武汉市精神病院的杨某,却被妻子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告上法庭,并被索赔5万元。今年5月,各方面都正常的张女士被送进了武汉市精神病院,而这一切都是由正与自己闹矛盾的丈夫安排的。费尽周折出院的张女士向武汉市汉阳区法院起诉,状告丈夫侵犯自己名誉权,要求他赔礼道歉,并索赔5万元精     

论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

配偶权,配偶权应当是指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在我国,法律对配偶权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理论界对配偶权是否应当存在的问题却一直有争议。确立配偶权,有利于对受害者法律保护基础理论的完善,提高夫妻双方的家庭权利意识,实现男女平等,稳定家庭结构,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配偶权受到侵犯时法律救济途径的完善。本文拟通过对配偶权确立的利与弊的分析,建议在我国应当确立配偶权制度,以完善我国婚姻家庭立法。     

对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

家庭暴力侵害了妇女的合法权利,破坏了社会文明,威胁着妇女权利的完善和发展,并成为影响稳定的突出社会问题.家庭暴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存在于具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一方使用暴力手段侵害对方身体、性和精神的行为,既包括夫妻之间的暴力行为,也包括父母子女问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指夫妻之间以暴力手段侵害对方身体、性和精神并造成一定程度损害的行为,暴力的行为主体既可以是丈夫,也可以是妻子.     

农村劳动力市场发展与乡城移民——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的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CHIP（2002）的数据研究中国农村非农劳动力就业比例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控制了收入差距、移民个人特征、家庭和户主特征、村庄特征和县虚拟变量的情况下,利用＂农业税费改革＂和＂村庄管理政策导向＂为＂本地非农就业比例＂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在其他条件恒定时,本地非农就业比例每上升1%,家庭移民比例就会上升10%左右。这一结果表明,鼓励非农经济发展、培育农村劳动力市场对促进乡城移民、提高移民素质有着积极的意义。     

夫妻创业：概念界定、研究脉络与未来展望

夫妻创业是夫妻二人共同参与新创企业管理,并在企业中共享所有权、承诺和责任的创业现象。相较于蓬勃发展的夫妻创业实践,学术界对夫妻创业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本文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梳理相关文献：首先,从所有权与管理权、创业参与度、动态过程三个角度界定夫妻创业概念,提炼典型夫妻创业的五大特征,包括婚姻或类婚姻关系、第一代夫妻创业者、全职参与、共同所有权、共同管理和决策。其次,在归纳夫妻创业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基础上,总结夫妻创业研究脉络。从个体、家庭、企业及社会层面分析夫妻创业的驱动因素和影响结果,同时基于静态结构视角和动态过程视角剖析夫妻创业的行为过程。最后,从驱动因素、过程研究、影响结果、理论与方法四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的潜在方向。本文结合夫妻创业跨领域、多层次特征,构建夫妻创业整合研究框架,旨在引起学者对夫妻创业现象的理论关注,为推进中国情境下夫妻创业以及家族企业形成的早期研究提供新方向。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市老年女性养老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年妇女占老龄人口比例日益扩大。城市老年妇女作为老龄化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理和文化传统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城市老年妇女的弱势现状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基本分析和城市老年女性脆弱性表现特征的探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老龄化社会中城市女性养老问题的建议。     

九月土地新政:给中国房地产业带来了什么

2006年,我们还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的商品房所面对的,仍然是城市中仅占7%的富裕家庭,远远不是大众消费。而且在近几年内,商品房成为大众消费的可能微乎其微。而廉租房所面对是仅占城市中3%的极端贫困家庭,所以,90%的城市中层家庭的眼睛,还会盯着经济适用房。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市老年女性养老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年妇女占老龄人口比例日益扩大。城市老年妇女作为老龄化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理和文化传统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城市老年妇女的弱势现状备受关注。本文通过对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基本分析和城市老年女性脆弱性表现特征的探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老龄化社会中城市女性养老问题的建议。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分析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涵盖九大类职业,职业规模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86%,主要集中在东部及东南沿海的中等以上城市、中西部大城市,而在农村地区、中西部中小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还很小。中等收入群体内部有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之分,呈“金字塔”型。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力军,一些新生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