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类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

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交易,合作社治理本质上是对不同类型交易的治理。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交易的类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的选择与调整具有决定作用。在外围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个别交易中,商品契约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商品契约的风险已在交易过程中得到补偿,难以对要素契约形成反向治理效应,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般不会按交易额分配盈余。在积极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复交易中,关系治理机制的作用会被强化;在核心社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期交易中,要素契约的治理作用会得到增强;按交易额分配盈余实质上体现了对交易过程中商品契约的剩余风险以及对积极社员和核心社员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组织与管理的补偿,而交易的关系治理机制也使按交易额分配盈余成为可能。     

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机制对社员收入和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农地股份合作社治理（包括决策、激励和监督）机制对社员收入和满意度的影响。研究方法：微观计量经济方法。研究结果：（1）社员参与决策有利于其增收和提高满意度,而村干部不同参与决策方式的影响不同,如通过理事会参与决策能提高社员收入和满意度,但采用行政手段干预决策会降低社员满意度;（2）政府扶持和“保底租金+二次分红”的收益分配方式均能促进社员增收和满意度提升;（3）有效的监事会及财务公开制度能提高社员收入和满意度;（4）理事会和外部激励有利于村干部户增收,而内部激励和监事会有利于非村干部户增收。研究结论：农地股份合作社的治理机制是影响社员收入和满意度的关键,因此,合作社发展政策重点是规范治理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化治理——基于鄂东H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是影响其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鄂东H合作社为例,分析了一个股权配置虚化的合作社是如何通过网络化治理获得良好组织绩效的。研究发现,H合作社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网络化治理:一是合作社通过理事会骨干社员在各村庄设置独立分社的方式,扩张了组织规模,实现了合作社的横向联合;二是合作社各分社通过设置"技术员"角色,实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建立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H合作社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它在规模扩张和与农户合作中的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的启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运作,合作社不仅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横向合作,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动员普通社员参与其发展,保持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因此,网络化治理是合作社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     

电商采纳与农民合作社内部信任

电商采纳使合作社被嵌入进新资源与技术环境之中。在电商情境下,合作社电商采纳通过提升社员与合作社交易忠诚度、增多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环节来增强合作社内部人际信任;通过增强社员对信息技术的信任、促进合作社推广新型农业技术来增强合作社内部技术信任;通过促进合作社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公平机制来增强合作社制度信任。人际信任、技术信任和制度信任构成了合作社稳定的信任"三角架构",建构了合作社内部信任的混合治理机制,其中,技术信任起到调节作用,其在有效促进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化的同时,既能避免人际信任浓度被过分稀释,又能保障在合作社信任结构中制度信任的演进方向。     

基于社员视角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研究

信任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与根本。本文从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信任问题,分析了合作社内部信任的形成机制,并分别从信任方、被信任方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合作社内部信任形成的因素,最后从社员的角度提出了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的对策措施。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机制分析

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在合作社的框架下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完善这些机制不仅有利于防范合作社经营者侵害大多数社员的利益,也有利于约束社员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实现合作社的整体利益。理论界对如何约束合作社经营者的研究已很多,本文在此主要集中梳理和分析对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机制,这些机制包括经营者的监督、划片经营制度、事后奖惩机制和定价机制。合作社利用这其中的一种或多种机制能够有效改变社员实施和不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和成本预期,从而约束社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合作社治理机制对社员增收效果的影响分析

本文基于山东、江西、四川3省109个农民合作社的322个社员的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治理机制对社员增收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和合作社基本特征之后,社员制度、股权结构、决策方式、盈余分配四个方面的治理机制对社员增收效果具有显著影响。封闭式的社员制度对社员增收具有较大的正效应;如果理事长是第一大股东,则社员的增收幅度会更大;缺乏明确的盈余分配方式、按股分红比例过高,都不利于社员增收。另外,社员出资比例越高、参加社员大会的次数越多、通过合作社获得的收入对家庭收入越重要,合作社对其的增收效果往往越大;同时,示范社比非示范社、商人领办型合作社比其他类型合作社对社员的增收效果更明显。     

新形势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安排

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我国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形势喜人,同时也问题不少,议论颇多。譬如说：出现一些合作社意蕴淡薄的合作社。甚至有人直接斥之为“假合作社”;一些龙头企业领办的合作社与农民社员的利益联结机制扭曲,农民社员获利微薄;一些合作社的社员民主治理形同虚设。大户、企业或机构主导色彩浓厚;一些合作社净盈余分配中二次返利比例很小。法律要求的60％底限更是许多合作社没有做到的;等等。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就事论事的讨论可能并不能使我们正确地研判这些问题,而将这些问题放到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中观照。我们或许能够看得更加明白、更加透彻。     

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社会交换、信任困境与混合治理

本文从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双方"关系"入手,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对双方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进行了分析,运用信任博弈理论探讨了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的信任行为。研究发现,在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中,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依存关系、权威关系和竞争关系;由于资源禀赋的强异质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缺失,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之间存在信任困境。依据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公司社员与农户社员间的关系交换程度,可以采用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机制,促进公司领办的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风险管控与治理改进:柔性治理或刚性治理——以山东佳福合作社为例

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治理机制设计影响了其风险管控。本文选取的山东试点的典型案例佳福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总体风险较小,但是内部社员参与积极性低,总体规模小。造成这一治理困境的表面原因在于规模边界小,承诺制导致借款不方便,领办人、投资人和托管银行利益分配不合理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深层次原因在于:监管权责不对等导致对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采取了刚性治理,忽视了投资者和领办主体的柔性治理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相结合来实现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风险管控。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兼论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路

我国以少数人控制为特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表现出双重委托一代理关系的特征,其中中小社员与核心社员之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实践中表现出对中小社员利益的侵害与合作社整体价值的损失.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表面健全的治理结构实际上流于形式,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和措施.     

合作社理事长的商业冒险精神与社员的风险规避诉求——以北京市门头沟区AF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

在追求社员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理事长才能及其社会资本与合作社资本要素的最佳配置,是合作社在现实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本文基于笔者对北京市门头沟区AF种植专业合作社近一年来的田野研究,以理事长个人和普通社员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为关注点,分析前述难题的症结所在。研究发现,理事长既要尊重社员的风险规避需求,又要实现自己获得高额回报的经营目的,这使得他必须平衡经营战略的保守与激进选择。随着能人治理成为合作社治理实践中的一种常态,理事长个人的商业冒险精神与风险承受能力就成为合作社整体的风险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一种反映。在满足社员的风险规避需求的前提下,理事长可以将高风险所带来的高额回报以利益输送的方式转出合作社,也可以将个人经营活动中高风险所带来的损失转移给合作社。由于利益输送会影响社员规避风险初衷的实现,理事长不得不采取一些"怀柔"手段来避免制度设计上的民主治理结构对其在合作社中的权威地位造成冲击。     

我国渔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问题调查与分析——以海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为例

论文利用全国鲆鲽类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从六个方面对合作社的内部治理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鲆鲽类海水鱼养殖合作社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简单的治理机制即可维持其日常运行;“大户”牵头是当前鲆鲽类海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基本特征;“强者”控制着合作社理事会;合作社股权集中度高,但不同合作社之间差异较大;管理人员激励和信息披露等内部规则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小农户参与大市场的集体行动:合作社社员承诺及其影响因素

社员承诺是合作社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较低的社员承诺直接削弱了合作社的规模经济优势,成为很多合作社失败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山东和陕西两省672户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合作社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社员特征、经营特征和外部环境共5类因素对社员承诺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社员承诺总体水平较低的困境,受访社员交给合作社的产品比例只有62%,其余均销售给了合作社以外的第三方。计量分析结果显示:社员承诺水平的高低主要受合作社社员规模、有无价格溢出、是否参与合作社决策、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存在资金约束、生产规模、销售经验、家庭成员有无非农就业渠道、入社时间、距合作社距离、市场公平性和所在地区的影响,而与户主年龄、合作社社员异质性、合作社是否监督社员销售行为、合作社是否与社员经常沟通信息无关。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以安徽J县惠民专业合作社为例

本文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行为的社会资本逻辑。研究认为,合作社网络有助于信息传递,降低信息不对称,并且在社员的社会互动作用下,合作社网络所孕育的信任关系、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提高了社员间的合作动机,信任机制和声誉机制发生作用,从而保障了社员资金互助的合作稳定性。依托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试点,其理论逻辑在于发挥合作社社会资本的功能,但考虑到社会资本的作用边界,在试点中,要控制合作社社员规模,充分动员和利用社员的"地缘、亲缘和业缘"关系,以提高合作社先赋性社会资本,从而最大化社会资本在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中的功效。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及其绩效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从台州、温州和邯郸三地获得的16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基于有序概率模型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及其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台作社的绩效与治理机制紧密相关,治理良好的合作社,其成长能力和赢利能力相对较强,社员满意度也相对较高。因此,改善治理结构是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双重控制”机制及其治理效应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中,大农对合作社的主导与控制是通过股权和社会资本的"同时动用、相互配合"来实现的,股权控制是基础,社会资本控制具体的实现形式是社会连带,当内部和外部的连带由弱变强时,合作社的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更容易实现。横向科层型合作社是最理想的治理形态,大农领办的合作社不必然完全排斥合作社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合作社功能,这要求大农在追求效率机制的同时寻求合作社的合法性机制。     

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三题

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探索形式之一,节约了分工、专业化的交易费用,实现了土地的规模效应和集约经营。但是它在经营制度上有关合作社的性质、社员经济参与及治理结构等问题亟需解决,而对这3个方面的问题作出理论分析,引申出对经营制度设计的政策含义及启示,关系到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对合作社几个财务管理问题的调查思考

正近年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数量快速增加,截至目前,共注册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385个,创建优秀示范合作社7个,其中国家级、省级各1个。但是经调查发现,目前合作社财务管理普遍存在问题,示范社也存在不规范现象。在市场化背景下,财务管理不规范对合作社的运营以及社员权益维护造成不利影响,亟待优化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与合作社社员资金互助行为——基于一个典型案例研究

基于结构洞、强弱关系等理论,剖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社会信任与关系网络对资金互助行为的影响,探索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的运行机理和绩效,提出两个理论命题:(1)社员社会信任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的前提条件与基础,能降低信息不对称,规避风险,促进资金互助业务有序开展;(2)核心社员占据农民专业合作社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作为联结中介为普通社员搭桥,强化资金互助内部治理、扩大影响,促进资金互助业务绩效的提升。对湖南省沅陵县王家岭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业务的典型案例分析验证了以上两个理论命题。并尝试从社员社会信任和关系网络两个方面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资金互助业务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