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经济学界对最低工资对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依据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立就业选择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就业选择偏差修正的工资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高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高技能农民工对低技能农民工就业的替代效应;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最低工资导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最低工资对非正规就业的低技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最低工资的灯塔效应。因此,政府部门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有助于农民工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健康权益可及性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证据

务工地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不仅可保障这一群体在务工过程中的身体健康与生存安全,更有利于帮助其通过补齐健康"短板"以提升劳动供给能力。本文在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2017年流动人口专题调查数据,重点运用熵均衡匹配等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对这一群体的城市劳动供给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劳动供给强度上,参与务工地医疗保险可显著缩短农民工的周工作小时数并减轻其劳动压力;在劳动供给效率上,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和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小时工资率均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尤其是医疗保险对其单位时间收益率的提升效应非常明显。此外,农民工健康权益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一定的个体特征差异和分布异质性。     

农民工工资拖欠状况研究——利用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1年与2005年两次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中的农民工的工资拖欠状况及其变化。2003年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以来，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的比例大幅度降低。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主要就业于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等行业。与2001年相比，200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就业于建筑业的比例有所降低，而就业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的比例略有提高。但计量分析表明，建筑业的农民工仍然比其他行业的农民工显著地更容易被拖欠工资。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主要集中于个体私营企业。所有制对农民工是否被拖欠工资的影响非常显著。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农民工相比，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外资和合资企业的农民工，都更容易被拖欠工资。反映农民工个人特征的变量，对是否被拖欠工资没有重要影响。     

行业分割、岗位隔离与户籍工资差异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城镇职工与农民工行业工资调查数据,采用Brown收入分解方法,测算和分析了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十种行业内的岗位间和岗位内的就职机会和工资差异水平、人力资本和户籍歧视对工资差异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餐饮业、零售业存在较为严重的纵向户籍岗位隔离,制造业、建筑业、其他服务业存在横向户籍岗位隔离,金融、交通运输业不存在横向户籍岗位隔离但存在纵向户籍岗位隔离,人力资本造成岗位工资差异较大的有政府部门、邮电通信、科教文卫行业。     

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

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首先分别对两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等进行对照描述性统计;其次采取独立样本假设F检验、T检验、区间检验等方法,验证两代农民工在工资及待遇、兼业性、未来就业预期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利用品质相关分析,验证年龄代的不同是否对农民工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就业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等存在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天津市农民工就业现状与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农民工调查数据,对天津市农民工的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和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农民工收入、福利待遇、劳动权益、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公平等方面存在较严重问题,教育和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为此,政府应该在劳动力市场机制、政府政策机制和社会机制等方面加大创新。     

农民工就业指导（一）

1．农民进城务工享有哪些基本权利？ 根据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规定，农民工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①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工资，不得克扣、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②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及其成因的解释——歧视的贡献到底有多大

随着城镇化和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群体的供求关系和工资决定机制也随之调整。本文利用2013年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状况调查数据识别农民工群体性别特征差异,构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对性别工资差异进行了Oaxaca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女子不如男"的传统思想、企业对女性家庭和工作冲突的担忧、女性工作时间和培训参与率绝对水平偏低及社交网络特征的性别差异有关。但女性的工作时间和培训参与率的回报率显著高于男性,如能在工作时间和培训参与率上与男性持平,企业担忧对性别工资差异的贡献将被抵消。换言之,新的工资决定机制下,歧视对农民工工资差异的贡献趋于减少。     

农民工医疗护工权益保障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对河北省唐山市农民工护工的问卷调查，从护工的人口学特征、找工作的形式、工作时间和工资支付等方面，对农民工护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状况进行现状描述和原因分析，以期为农民工护工的权益保障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     

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杭州市部分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利用浙江省杭州市8个区的调研数据,对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农民工收入差异现象严重,性别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结婚使男性工资提高而使女性工资降低,地域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杭州籍农民工工资明显高于外省来杭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工资水平有正向影响,且边际效益有递增趋势;2010年工资水平较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企业性质本身不会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劳动保障部四大措施改善进城工人就业环境

10月1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劳动保障普法宣传活动时表示，将采取四大措施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环境。一是进一步消除限制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歧视性政策。建立解决拖欠进城务工人员工资的长效机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招用进城务工人员的监督管理，推动进城务工人员全面参加工伤保险，逐步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医疗保险，建立和完善适合进城务工人员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二是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良好的就业服务。     

流动就业类型与农民工工资收入——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长三角地区五市(县)473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流动就业类型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及其工资决定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增强,其月工资水平也不断上升;同时,就业流动程度不同的农民工,其工资决定机制也不同,但在流动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敏感度最强。流动就业成为农民工摆脱"合法化"的低工资制度安排的基本选择。因此,应从最低工资制度和人力资本投资两方面入手,改变现有农民工工资制度。     

教育公平、公共财政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保障机制

作为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进城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虽然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由于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他们的受教育状况仍未得到根本缓解,针对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享受平等义务教育的保障机制也还远未形成.本文通过回顾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受教育状况及相关政策变迁,在分析探讨当前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公共财政保障教育公平的视角提出建议和解决措施.     

异质性培训、技能分化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决定

本文在划分通用性和专用性技能培训后,基于CHIPS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对培训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上的作用及其代际变化做了经验上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培训总体上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显著提升效应。相较于未培训的农民工,培训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平均提高了60.94%。不同类型培训会因所形成的技能分化而对农民工的工资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具体说,通用性培训无法有效促进农民工的工资增加,专用性技能培训则具有很强的工资促进作用。农民工内部虽已代际分化,但培训的工资决定效应没有因此而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认为给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专用性培训应成为当前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最主要策略。     

患寡亦患不均：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与农民工过度劳动

本文以基本养老保险的双轨制特征为切入点，利用2014-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不同养老保障水平对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过度劳动属于预防性劳动供给行为，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农民工过度劳动、重度劳动的概率较大，超时劳动时间较长；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再就业概率较大。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对老一代、受雇、从事制造业和高工资水平的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一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稳定收入预期的作用有限，收入预期不稳定促使农民工过度劳动；另一方面，双轨制基本养老保险使外地农民工产生“局外人”心态，由此引发的预防性劳动供给动机致使其过度劳动。本文认为，应适度弥合两类基本养老保险的福利差距，充分发挥养老保障稳定农民工收入预期的作用，以缓解其过度劳动。     

就业质量、获得感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

基于8城市12370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入户意愿总体不高,愿意入户比例未超过一半。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入户意愿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具体而言,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高,即在国有部门就业、自营劳动者、月收入和社会保险水平越高、参加技能培训、本地工作时间越长、职业预期稳定性高、主观职业地位越高,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越高;但超时劳动、单位包吃住、签订劳动合同则显著不利于入户意愿的产生。就业质量还会通过获得感间接影响农民工的入户意愿,获得感是劳动时间、工资收入、技能培训、职业预期稳定性、主观职业地位与入户意愿的中介变量。据此,建议从就业能力和保障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等方面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增强农民工的获得感,助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行业比较研究

本文以浙江省1685个城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素材为基础,对不同行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展开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与以往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善,而不同的行业之间差异显著.与其它行业相比,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建筑业就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堪忧: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合同签订率较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在工伤补偿、带薪休假、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等工作待遇方面均处于全省最低水平,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表现和原因及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 ,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表现为工资歧视、雇用歧视、职业歧视三方面 ,其深层原因是 :市场失灵和个人偏见导致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 ,长久以来对农民的歧视性就业制度和政策导致对农民工的雇用歧视和职业歧视 ,且后者是农民工就业歧视产生的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原因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微观抓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工资议价理论，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细分差异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等客观维度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突出。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促进机会公平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