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转让定价研究

随着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在华转让定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行为会给我国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包括税收收入、企业竞争环境以及中方在合资企业的股权比例等方面。本文针对跨国公司在华转让定价的现状,透视了跨国公司在华转让定价决策机理,分析了东道国的政府规制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分析

FDI对东道国环境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的争论一直存在。本文对物流产业FDI环境效应的影响因素、形成机制、环境规制等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进行测算,认为,在现实中东道国是环境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环境承载能力,利用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促进物流FDI发挥积极的正的环境效应。     

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理论研究综述

近年来,跨国公司为了加强与东道国的关系,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纷纷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本文从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理论、表现形式及对我国企业的启示入手,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跨国公司FDI与东道国外资政策演变

东道国对跨国公司FDI的促进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代：第一代以向跨国公司提供激励性措施为主；第二代注重FDI规制框架的自由化变革；第三代强调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联，并以此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本文对东道国外资政策的竞争与演变及其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促进东道国与FDI关联的意义和政策措施。     

与本土企业相比跨国公司环境业绩更差还是更好——基于天津滨海新区190家企业调研数据

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国际生产的重要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就业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对东道国环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我国而言,伴随着FD I带来的经济增长,环境状况也有恶化的趋势。我国的环境恶化是否与跨国公司的进入有关,进入我国的跨国公司环境管理是否比本土企业更差,污染排放是否更严重,本文通过建立纵向差异模型以及利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结论认为,跨国公司的环境管理是优于本土企业的。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基于制度理论的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问题研究

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东道国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本文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跨国公司的东道国选择问题。制度距离对跨国公司东道国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本文识别了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三个调节变量:公司战略、组织差异和投资动机。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东道国时需要了解组织面临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并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对我国省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测算和财政分权条件下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财政分权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存在明显差异,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在“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中尤为显著。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以及与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我国应优化财政分权制度与地方官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充分考虑环境规制工具与地方财政分权的交互效应,在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跨区域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补偿机制。     

东道国社会信任能降低企业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吗?——以海外子公司所有权结构设计为例

理解东道国制度环境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对企业跨国经营获得成功具有重要影响。现有文献侧重于分析东道国规制制度和认知制度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对规范制度研究较少。基于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东道国社会信任数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8年在海外设立的6 921个子公司的数据,本文探讨规范制度的核心维度——东道国社会信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海外子公司的管控。本文提出东道国外群体社会信任和内群体社会信任影响企业跨国经营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水平。此外,文化距离和母公司跨国经验是东道国社会信任效应的重要边界条件。本文通过揭示东道国社会信任影响海外子公司管控的理论机理,不仅增进了人们对于规范制度及其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影响的认识,还对企业评估东道国规范制度环境、科学地设计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具有启示意义。     

双重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工业研发努力？——基于价值链视角

选用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基于价值链视角，分析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工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新产品开发的影响呈显著倒“U”形，对专利产出的影响不显著；非正式环境规制仅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呈显著“U”形，对专利产出及新产品开发的影响均不显著。经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在影响研发投入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显著互补效应，意味着在双重环境规制管制下，中国更易于实现科技、经济与环境的共同进步。     

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与欧盟商品贸易为例

环境规制对贸易的影响不仅是理论界的重要议题,也是各国经贸关系中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基于中欧环境规制的差异及近年来中欧商品贸易持续顺差的现状,本文对环境规制产生的贸易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欧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存在比较稳定的相关性。欧盟环境规制的相对严格化使得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生产的产品在中欧贸易顺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而使我国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成本。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

新时代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同时也是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过程。现有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中城镇化发展的研究,更多是关注环境规制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而忽略了环境规制基础上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创新。本文运用熵值法测算了2003-2018年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在不考虑科技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先抑制、后促进。第二,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末端治理,即为治污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影响为先抑制、后促进;当科技创新的方式侧重于过程治理,即为生产技术创新时,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之间不再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始终为促进作用。第三,环境规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治污科技创新和生产科技创新在环境规制力度不同的情况下,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生产科技创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更加稳定和显著;而治污科技创新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环境规制的强度达到一定强度为前提。基于以上研究,本文...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 Perspective of Chinese Unregulated Firms' Tax Burden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the direct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hile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spillover effects. Taking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in China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ur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tax burden of unregulated firm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generate spillover effects on firms that should not be subjected to regulatory policies. Further channe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iscal press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s a major channel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tax burden of unregulated firm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results, the spillover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in small firm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ovinces with stricter enforcement. Our findings emphasize the additional cost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these costs when formulating policies.     

环境规制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视角

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打破资源和环境的诅咒,是保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条件。现有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经济增长竞争引致的环境规制互动行为,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基于政府竞争视角,借助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检验,随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传导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标尺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即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亦会相应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行为不利于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的均衡化发展;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产业高度化发展;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行为削弱了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环境规制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因此,引导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良性竞争,有效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积极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我国环境管制与FDI区位密度分布研究

本文在对环境管制与FDI区位分布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管制对FDI区位分布密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对FDI区位分布密度的提升具有相当大的显著的负的效应;同时,人均GDP与国有化程度对FDI的相对密度提升具有非常显著的负的效应,对外开放程度与工资水平对FDI的相对密度提升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的效应。该研究结果表明各地区在提高环境管制标准的同时,要推进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形成加强环境保护与促进FD流入的良性互动。     

信贷配置、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金融对技术创新可以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但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可能遭遇到信贷未按照"效率均等"原则配置等融资歧视难题.本文分析信贷配置问题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信息熵构建地区信贷错配测算模型进行计算,然后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30个省份信贷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信贷错配程度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关系的...     

PPMs标准与WTO规则的关系解析

本文分析论证了环境保护的PPMs标准与WTO规则的冲突和协调。为实现国际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的协调发展，文章提出在现有的WTO规则中完全接纳环境保护的PPMs标准的方法，并从理论和实务两方面论证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

环境规制的正、负外部性通过企业的区位选址来影响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发展。利用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及其上、中、下游的环境规制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分区域还是整体,长江经济带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都存在"U"形非线性关系;除了中游地区,长江经济带上游、下游和整体基本都还处于"U"形曲线的左侧下降阶段,即正式环境规制和高技术产业集聚之间呈反向变动关系;在非正式环境规制中,收入水平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对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各区域应根据实际情况划分环境规制强度,以达到"U"形曲线的拐点。同时,各区域还应该注重引导消费者偏好向绿色健康发展,倒逼企业科技创新,吸引高技术产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