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国外经济援助

本文通过把国外经济援助分成直接对私人的经济援助和直接对政府的经济援助来讨论这两类经济援助对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发现对私人的经济援助的增加可以使得私人消费水平和政府公共消费水平增加 ,但是它也导致政府收入税税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 ,对政府的经济援助增加可以使得均衡时的私人资本存量、私人消费水平和政府公共消费水平增加 ,同时可以使得均衡时的收入税税率和通货膨胀率下降。     

社会资本与国民福利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资本与国民福利的关系受到不少国外经济学家的关注,但是国内的相关研究委实太少.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社会资本不同维度对国民福利的影响不同,信任水平提高1个单位,平均国民福利水平将提高0.009个单位.民间组织密度提高1个单位,平均国民福利水平将提高0.136个单位;(2)除了对国民福利的直接影响外,社会资本还通过与其它因素的联合效应对国民福利施加间接影响,信任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及制度的联合效应对国民福利产生微弱的负作用,民间组织密度与这些因素的联合效应对国民福利产生显著的正作用.     

中国国民福利水平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制度性变革所释放出的生产能力已经充分利用,变革不彻底的制度支撑着高速增长的经济车轮势必会对整个国民福利产生某些重要的影响。收入分配、政府职能弱化或失灵、环境透支等问题都是在这种不完善的软环境中伴随着经济高增长一起产生的。这些矛盾不断积累和恶化,正在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高增长的障碍,中国未来经济高增长能达到多大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这些障碍能否得到有效解决,本文试图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旅游业与国民福利:一个文献综述

旅游业的高速增长使得其与国民福利的关系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主要领域.回顾和总结旅游业与国民福利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找出实证和理论研究的主要视角和推进方法,并探讨下一步研究可能的空白点以及需要继续深入的研究问题是本文主要目标.理论研究上,旅游业与国民福利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结论不尽相同,税收、市场扭曲、外来资本、偏好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影响旅游业扩张是否会提升国民福利.实证研究方面应对上述因素对福利的影响做出确凿的回答.     

对中国出口贸易与国民福利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78～2005年间数据，对我国国民福利与出口额及财政金融变量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民福利与出口贸易、狭义货币供应量是正相关关系，与汇率（间接标价法）、价格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本文的结论是，发展出口、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度放松银根是国民福利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人民币升值则会损失国民福利。     

国际经济援助与利用外资

众所周知,国际资本运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在国际间运动的目的主要是投资国以资本输出为手段,从输入国获取超额利润,掠夺输入国的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本文首次系统地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前沿计算方法,试图回答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这一重要问题。本文首先计算了两个投资率:一是境内投资率;二是国民投资率,即(境内投资+对外投资)/GDP。通过横向的对比,发现无论是境内投资率还是国民投资率,即便考虑高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都远高于世界各国。其次,采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准模型,利用中国的参数进行校准,并且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逆向积分法模拟中国经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上世纪90年代平均境内投资率低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6%,国民投资率4%;2002年后,平均境内投资高于福利最大化的投资率5%,国民投资率12%;1990—2008年实际投资相对福利最大化的投资路径总福利损失约为5.9%,相当于每期损失约3.8%的GDP。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如果适当地降低国民投资率,同时改善投资效率,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并不会大幅下降。     

资本积累理论与企业的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理论是《资本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形式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通常是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资本积累对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贸易条件与资本积累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同时讨论了贸易条件与资本积累的相关问题及相互关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运用我国1980-2005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实际资本存量、人民币汇率、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对影响我国贸易条件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贸易条件恶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价格贸易条件和资本积累存在因果关系.     

贸易条件与资本积累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趋势,同时讨论了贸易条件与资本积累的相关问题及相互关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运用我国1980-2005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实际资本存量、人民币汇率、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对影响我国贸易条件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贸易条件恶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价格贸易条件和资本积累存在因果关系。     

阶梯式医保支付率改革的增长和福利效应——动态CGE框架下的政策模拟

根据居民年龄实行阶梯式医保个人支付率,理论上看,能降低医疗消费中的道德风险,并引导福利向老年弱势群体转移。动态CGE模型的实证模拟也表明,此举将减少未来的人均医疗支出,同时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和税收负担。如果节省下的医疗花费用于储蓄,将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如果用于为政府提供扩大公共卫生投入的资金支持,则能增加有效劳动供给、提高产出水平、提升居民要素报酬和转移支付收入,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控制人均医疗需求的上涨,大大减轻老龄化带给医保的资金压力。     

长寿风险、养老金体制与资本积累

文章利用考虑死力连续变化的随机OLG模型,对长寿风险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考虑我国统账结合养老金安排的体制背景下,通过重新构建的动态生命表,数值模拟得到的结果与生命周期理论一致,即长寿风险的增加会促进资本积累,而我国现有的养老金体制安排不能促进资本积累。模拟的改革方案显示提高个人账户在统账结合体制中的相对比重会极大地促进资本积累。     

工作竞赛、世代交叠与人力资本投资

劳动力市场存在体制性工资差异时,个人之间会为进入体制内的高工资行业而展开工作竞赛。文章以竞赛理论为基础,运用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框架,分别对行为人之间存在工作竞赛与否的两种情形下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进行了分析,并对两种情形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中物质资本回报率呈反向变化关系,与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偏好程度呈正向关系;同时,工作竞赛不但会引起更大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还会产生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损失。     

国民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的思考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质量提升阶段，中国的社会保护制度也面临着战略性的转型，即由补缺型保障模式转向适度普惠型保障模式，而这种转型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都已具备。适度普惠型保障是全民性的福利改善，现阶段应实现低保制度由生存保障上升为发展保障，社会保险由体制性保险扩展为国民保险，社会福利由特殊群体福利转变为公共福利，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公开市场业务:一个世代交叠模型的解释

公开市场业务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最经常运用的三个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作为间接调控工具,公开市场业务具有主动性、灵活性、时效性、可逆性和微调性的优点。从我国现状来看,众多的局限性因素造成了对公开市场业务的效果弱化。文章运用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微观主体对公开市场购买的反映及其行为调整,从而解释了公开市场购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且对我国公开市场购买效果并不显著的事实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持。     

80年代澳大利亚的对外投资及对外经济援助

战后较长时期内,澳大利亚基本上是资本输入国,对外资本输出主要是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进入80年代后,澳大利亚对外投资有了突破。对外经济援助也有新的发展。对外投资80年代,澳大利亚对外投资变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投资额增加较快。战后直到70年代初,澳大利亚对外投资额共相当于同期外国对澳投资的3～8%。70年代初以后略有增高。进入8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较快,到1985—1986年度已占30%左右。1980—1981年度,澳大利亚对外投资140.75亿澳元。     

产品创新与资本积累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将产品创新问题纳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孟捷教授的论著是突出的代表。他在资本积累基本矛盾(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的基础上引入产品创新来分析长波,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的进展。但是,孟捷的论著中也提出了一些有待斟酌的观点,同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譬如,第一,引入产品创新,是否会动摇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基础?第二,马克思关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是否因产品创新的引入而死亡?第三,如何在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引入产品创新来解释长波?本文依次探讨了这些问题,力图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对这个重要问题的理解。     

资本积累与最优银行规模

本文研究了一国的最优银行结构怎样随着经济中资本的积累而变化。我们证明了，经济增长过程中，随着资本的积累，最优银行结构所要求的银行规模越来越大。对这种银行结构的偏离会导致福利的严格下降，并有可能使经济中某些成员无法获得银行服务。本文的结论说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更应该发展中小银行。这样可以促进经济的成长并提高福利。     

公共资本投资、内生经济增长与合理政府债务规模*

本文基于一个具有内生增长机制的三部门世代交叠模型,讨论了政府举债为公共投资进行融资时经济的长期均衡;同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考察了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特定条件下,经济系统存在一个正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该债务比重水平明显受到公共投资—产出比重、公共投资的债务融资比重、民间资本产出弹性等参数的影响。但是,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并不是无限上升的,当上述参数超过特定临界值时,经济系统无法达到均衡,政府债务-产出之比将持续上升,财政将不可持续。另外,当民间资本产出弹性较低时,较高的均衡政府债务比重可能导致经济运行动态无效率。数值模拟结果还显示,基于不同的假设情形,我国的均衡政府债务-产出比重均在不同程度上高于当前实际的政府债务规模,这为我国在未来期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供了有利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