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社区生活性街道的空间质量与活力相关性分析——以杭州老旧社区为例

街道公共空间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是城市活力的重要载体。结合前人的研究,构建了老旧社区生活性街道活力测度框架,以外在表征与空间载体为主,采用道路网、POI数据、街景图片大数据等,并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究行人空间分布与业态POI、物质空间环境之间的影响关系。再通过杭州市老旧社区生活性街道实证研究,行人空间分布与业态POI、物质空间环境都呈现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并得出结论：（1）街道活力与物质空间环境、业态POI设施存在显著相关性;（2）街道行人空间分布在不同时刻有不同的分布规律;（3）街道空间合理规划布局,是提升街道活力的关键。     

非正规经济的正规化:广州城市摊贩空间治理模式与效应

流动摊贩的治理一直是我国城市管理的难题。通过对流动摊贩、疏导区摊贩和城市管理者的调查,研究了广州摊贩空间疏导的模式与效应。疏导区是一种通过发挥基层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把闲置空间资源转化为摊贩经营场所的治理模式。调查显示,83%的流动摊贩对疏导区持否定和怀疑态度。究其原因,疏导区存在正负效应,前者表现在为摊贩提供了稳定的经营场所、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扩大经营规模的机会,后者表现在租金商业化、空间固定化、区位限制和进入权不平等等剥夺了摊贩低成本、流动性等优势和降低了摊贩对政策的信任。寻求适度正规化,使摊贩进入疏导区后的收益大于损失,应是改善摊贩疏导政策的核心。     

空间治理视角下山地城市社区街巷摊贩时空分布与空间优化研究——以重庆市七星岗街道为例

街巷摊贩作为弱势群体的生存"落脚点",在新时代背景下治理思路多采取"疏堵结合"的方法.山地城市社区街巷较之平原城市更加用地紧张,难以划定充裕的街巷摊贩经营区,需要提出与之相适应的时空使用优化建议.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实地观察,从"整体-聚集区-个体"三个层面对山地城市社区街巷摊贩展开研究,发现山地城市社区街巷摊贩时空分布具有聚集性、稳定性和流动性;整体层面上具有时空独立性和自足性,聚集区层面上具有适度流动性,个体层面上具有碎片化空间填补和较高的文化景观性等特征.基于此,从空间治理视角提出"空间适度流动、精准时空治理"的空间优化策略,包括"摊贩包容街巷"的空间优化建议和"适度正规化"的精细化治理建议.     

城市流动摊贩研究述评——兼论上海市摊贩的特征

在中国特殊的城市化背景之下,城市流动摊贩集聚现象所受到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但因"非正式性"特征的存在使得其治理难度较大,并成为城市管理进程中的一道难题。通过归纳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基于城市流动摊贩的不同概念界定,对上海城市流动摊贩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旨在为城市管理建言献策。     

深圳市城中村流动摊贩的生存韧性和社会空间建构——基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

基于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以深圳市平山村流动摊贩为例,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活动日志调查等质性研究方法,解读流动摊贩面对空间管治政策的生存韧性和社会空间建构.研究发现:在政府对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空间的双重限制与规训下,流动摊贩对就业与社会生活空间两方面都采取了反规训战术,就业空间的实践中不仅包括嵌入、伺机而动的抵制战术,还包括协商与印象管理;社会生活空间的实践中构建了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同时也有身份构建与认同、消费升级与改写及地方感的生成.对流动摊贩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对理解和管理流动摊贩现象具有重要意义,也展现了城市高质量发展进展中对实现空间正义的追求.     

城市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生产的互构性分析——基于N市J社区违建商铺、流动摊贩的实证研究

以N市J社区中流动摊贩和违建商铺构成的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为研究对象。用"空间—社会"互构的视角分析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的生产逻辑,从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三个视角对互构模式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在总体性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空间治理体制包含一系列管制社区非正规经营行动的话语、政策与管制联盟,是规训社区空间的结构性制度力量;市场资本流动促进城市发展、增强政府能力,城市化、老城更新等空间重构运动标志"制度—资本"联盟的形成;但是经济导向的政企联盟加速空间交换价值和非正规空间使用价值的冲突,引发空间争夺与冲突,反而制约制度和资本的空间化。     

供给型疏导理念下城市流动摊贩治理与规划研究——以泗阳县城区疏导规划为例

城市流动摊贩的治理一直是城市管理与规划中的难题。基于对摊贩经营类型、经营主体、时空分布等基本特征的分析,剖析治理的难点及当前治理方式的不足。从摊贩的伦理合法性、摊贩与城市矛盾的根源来反思当前治理的困境,提出了以接纳摊贩存在、服务促进转型、重塑空间契约关系为核心的供给型疏导理念,构建了供给型疏导理念的实施框架。并结合案例实证,总结了供给型疏导的基本原则和规划治理策略。     

基于GIS网络分析的公园绿地的可达性研究 ——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为了有效地解决传统网络分析法在可达性分布上失真的问题,本文从公园绿地可达性角度出发,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在传统网络分析的基础上融入引力评价模型,得出广州市花都区公园绿地在步行整体可达性水平上表现出的空间分布现状与特征.通过对研究区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三级城市绿地在绿地面积、服务人口数和距离其他镇(街)的距离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为周围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些公园大部分集聚于新华街道、花城街道和秀全街道.②花都区城市公园绿地总体可达性分布不均匀,主要呈现为从由中心区而外的逐渐降低的放射状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表现为新华街道、秀全街道、花城街道和新雅街道等行政、经济功能区的可达性整体水平较高,能一小时内步行到达公园的覆盖面达到80％以上.而周围区域受限于交通网络、辖区人口、公园规模等因素,可达性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炭步镇和赤泥镇,0级可达性区域面积占比70％以上,辖区公园服务水平亟待改善.     

基于GIS网络分析的公园绿地的可达性研究 ——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为了有效地解决传统网络分析法在可达性分布上失真的问题,本文从公园绿地可达性角度出发,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在传统网络分析的基础上融入引力评价模型,得出广州市花都区公园绿地在步行整体可达性水平上表现出的空间分布现状与特征.通过对研究区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三级城市绿地在绿地面积、服务人口数和距离其他镇(街)的距离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为周围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些公园大部分集聚于新华街道、花城街道和秀全街道.②花都区城市公园绿地总体可达性分布不均匀,主要呈现为从由中心区而外的逐渐降低的放射状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表现为新华街道、秀全街道、花城街道和新雅街道等行政、经济功能区的可达性整体水平较高,能一小时内步行到达公园的覆盖面达到80％以上.而周围区域受限于交通网络、辖区人口、公园规模等因素,可达性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炭步镇和赤泥镇,0级可达性区域面积占比70％以上,辖区公园服务水平亟待改善.     

合肥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研究

利用1978、1991、2000和2004年人口统计数据和城市用地现状图,在ArcGIS8.3软件支持下,以街道和社区为研究单元,对合肥市人口增长的空间差异和人口空间分布形态变化特征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合肥市目前仍然是单核心城市,城市化正处于由早期阶段向成熟阶段转变时期;城市人口增长经历了从1978年以后的均衡增长到集聚增长模式的转变,2000年以来则呈现出扩散增长的态势;人口空间分布逐渐由1978年前的"风扇型"分布形态转变为"同心圆"式分布形态;人口郊区化趋势初步显现.     

京津冀都市圈服务业集聚特征与空间格局

用赫芬达尔系数、空间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京津冀都市圈服务业集聚特征和空间格局。研究表明:京津冀都市圈基于省域尺度的服务业集中度不显著,且就业人数的空间差异程度大于基于增加值的空间差异程度;基于市域尺度的服务业集聚水平与省域背景下相似,但是服务业增加值集中度波动更大;京津冀都市圈服务业集聚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高值集聚显著,空间格局呈现以北京、天津地区为核心向西向北呈圈状辐射分布,增长集聚水平空间格局与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基本耦合。     

城镇低效用地空间格局及再开发模式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土空间存量规划的时代背景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已成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优化用地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实现城市更新的必由之路.基于福州市旧城镇、旧厂矿、旧村庄三类城镇低效用地的调查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在街道和镇域尺度上定量分析福州市城镇低效用地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城镇低效用地表现出面状集聚、多核心的空间分布特点,形成盖山镇、鼓山镇、新店镇三大分布热点区,在鼓山镇西部和盖山镇西南部出现两个高密度区,由城市开发边界自外往内呈现出串珠状链接的圈层分布形态;整体看来具有和福州城区河口盆地延伸方向基本一致的北北西—南南东向分布趋势;空间分布在街道、镇域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空间关联性强,为典型集聚,有利于连片再开发.据此分布格局,提出老城抽疏、新城整合、边缘集聚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模式,以期为全国同类地区低效用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从街道空间设计看旧城住区更新——以六榕寺社区为例

在回顾我国既往旧城住区更新思路的基础上,以六榕寺社区更新为例,探讨街道空间在社区更新的重要性,通过整体性、人性化、可步行和文化性的街道空间的营造达到改善人居环境质量的目的。     

基于集聚经济的流动商贩空间结构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非正规经济已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仍然缺乏以城市或区域为尺度、以空间统计为方法的非正规经济空间结构研究。流动商贩是非正规经济的重要部门,结合地统计方法(Geo-Statistics)和空间结构模型,研究北京市朝阳区流动商贩区内分布。研究发现:区域内流动商贩分布呈现出显著的集聚分布,并在区内具有多个中心地。其与人口的中心地相互耦合,反映出居民需求在形塑流动商贩集聚格局中的重要影响,以及非正规经济的依附性特点。而流动商贩与正规商业的中心地在本区域并不吻合,两者并没有发生明显的集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的城市空间分异。     

餐饮企业空间聚集的动力因素──以辽宁锦州为例

<正>目前,城市中的餐饮娱乐企业的空间聚集现象比较普遍,以锦州为例,全市餐饮娱乐企业众多,这些企业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城市的每个街区,而是呈现强烈的集群分布,其中,餐饮娱乐企业集群规模最大的是人民街(南段)。笔者认为这非常值得关注,发生如此的集聚现象的动力何在?会给企业、消费者、社区等带来什么影响都值得研究。     

流动摊贩类型及其经营规律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以北京市朝阳区为案例,依托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的流动摊贩数据库,将流动摊贩按照经营产品作类型划分,剖析了各类型流动摊贩随季节和时段影响的变化特征和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数据库为基础,引入市场机制,对流动摊贩进行精细化管理的政策建议。     

流动摊贩合法化路径探析

我国大多数城市都存在流动摊贩,这些城市里的流动摊贩几乎每天都与城管上演着"猫"与"鼠"的游戏。围绕着这一问题,在"禁"与"放"的争议中,流动摊贩合法化的呼声日趋增高。自国务院出台《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后,针对流动摊贩是否应当合法化,展开了众多的讨论。从流动摊贩的特点及存在的合理及合法原因分析,借鉴目前国外部分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模式及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我国流动摊贩合法化的路径建议。     

上海市创新集聚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和溢出效应

以往研究聚焦过大或过小的空间尺度探究创新活动的集聚和溢出效应,可能会放大或忽视知识溢出的空间效应。基于乡镇街道空间尺度,借助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对上海市创新集聚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进行分析,并测度创新集聚的影响因素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上海市创新产出在空间上形成明显的集聚状态,但随时间推移从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向上海全域分散集聚的态势演变;②上海市乡镇街道的创新产出受到本地区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受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影响。③进一步分析各要素的溢出影响范围,发现上海市创新溢出的空间范围大致在12-14km。     

中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根据1997年～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数据,计算了分行业的EG指数和Moran指数,以考察中国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行业特性。研究发现:其一,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为高度集聚,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的高技术行业分别为中、低度集聚,这种行业差异主要由政策、技术、资金等多种市场进入壁垒综合导致;其二,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布局为负空间自相关,说明高产值区域的集聚经济效应尚未明显地向外围地区扩散,其它高技术行业布局均为正空间自相关,说明高产值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彼此邻近的片状分布。     

我国大都市区集聚与扩散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数据

随着"疏散化"趋势的到来,我国大都市地区所呈现的集聚与扩散趋势逐渐明显。以我国128个大都市区为例,对其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集散特征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莫兰指数表明,2000年至2017年我国大都市区经济发展整体上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但是集聚程度呈现下降的趋势。从东中西和东北地区角度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均具有显著的扩散趋势,但是原因不同;中部大都市区的集聚程度具有下降的趋势;而西部大都市区具有显著集聚上升的趋势。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率、人口规模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均对大都市区的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关系,且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最大,大都市区之间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都市区辐射带动作用较强。最后,从顺应大都市区发展趋势、因地制宜制定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合理分布人口规模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三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