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主导"与"政府引导"——以杭州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为例

城市治理理论是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基于城市治理中的利益主体行为机制理论框架,从公共物品与服务需求、城市政府行为方式,城市政府职能定位和公共服务中的权力关系四个方面,解析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在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中,政府治理模式可分为政府主导与政府引导两大类.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城市治理以政府为行为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高效实现资源配置;在政府引导模式下,多元主体协同实现城市治理,政府以制度供给为主要职能,减少行政干涉.以杭州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项目为例,聚焦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展开调研.围绕政府主导如何转变为政府引导和城市政府怎样采取变革措施这两个关键问题,探讨城市政府在基层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关键.     

新时期基层政府理念在行政许可法中的基本表现

新时期政府的理念是建设以服务型为主导的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为了满足社会与公众的需求进行治理的政府,而《行政许可法》中有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建设以服务型政府为主导改革目标仍然有很大差距。本文论述新时期基层政府理念在行政许可法中的具体表现。     

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公众参与及国家治理研究

一系列国家治理危机的出现促使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治理向以公众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模式转变,公众参与国家治理需要客观、公正的信息来支持,而国家审计结果公告为公众有效参与提供了一条获取可靠信息的途径。文章在分析国家审计结果公告实现国家治理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公众通过参与财政资金审计结果公告实现经济治理,参与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告实现政府治理,参与环境审计、社会保障资金审计以及专项资金审计结果公告实现社会治理,从而达到公众与政府良性互动,实现从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社会本位转变,以高度契合政府"善治"的执政理念。     

资本、权利与空间:日本社区营造的经验与启示

社区营造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等语境下城市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路径。日本社区营造经历了社会制度与规划体系的转型,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合作共治的治理模式转变,其服从于资本逻辑,是通过空间调控进行空间关系再生产的表现。引入“资本循环”理论和“自主治理”理论,分析资本、权利与空间生产及再生产的关系,阐述资本逻辑下日本社区空间发展的本质及权利逻辑下社区空间治理的模式。通过借鉴日本社区营造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坚持顶层设计以实现社区自主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促进社区空间正义,以及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以重建社会资本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社区营造模式的探索与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尺度重组视角下中国城市群空间重构探究北大核心

尺度重组是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的重要认知维度,城市与区域通过尺度重组实现地域空间形态的重构和社会空间治理的重构。基于对尺度重组现有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的探讨,发现中国城市群空间重构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城市群地域空间重构逐渐形成以经济带—城市群—次域城市群为主体的城市群空间框架;二是城市群社会空间治理经历了由行政区治理、区域融合治理到区域一体化治理的重构过程。以经济带—城市群—次域城市群为主体的城市群空间框架服务于城市群一体化治理目标,强调城市群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层次性,将成为中国城市群空间发展形态的重要方向。     

尺度重组视角下中国城市群空间重构探究

尺度重组是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的重要认知维度,城市与区域通过尺度重组实现地域空间形态的重构和社会空间治理的重构。基于对尺度重组现有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的探讨,发现中国城市群空间重构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城市群地域空间重构逐渐形成以经济带—城市群—次域城市群为主体的城市群空间框架;二是城市群社会空间治理经历了由行政区治理、区域融合治理到区域一体化治理的重构过程。以经济带—城市群—次域城市群为主体的城市群空间框架服务于城市群一体化治理目标,强调城市群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层次性,将成为中国城市群空间发展形态的重要方向。     

基层治理主体对城市建成空间的影响研究——以深圳原特区外为例

城市建成空间研究正在发生政治和制度转向,根植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城市治理理论,为剖析城市建成空间演变提供了有益视角和分析框架。以深圳原特区外为研究对象,以“治理主体—行动策略—建成空间响应”为分析框架,着力探讨基层治理主体作用力与组合方式对城市建成空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建成空间对不同治理主体作用具有显著的响应机制,“四面开花”是基层治理主体主导下典型的建成空间特征;(2)深圳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由乡镇政府与原农村集体组成的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对其实际占有的土地实施生产型、破碎化的空间开发策略,推动原特区外建成空间与特区内相比,形成空间权属、空间结构、空间效益和景观格局的二元特征;(3)1979~2010年,深圳原特区外建成空间虽一直受基层治理主体主导,但市级治理主体管治能力和范围不断变化,各治理主体行动策略变迁、博弈过程和组合方式推动城市建成空间形成三阶段特征。     

"智慧"城市主义:思想内涵、现实批判及其转型启示

作为关于智慧城市及其发展所构建的新的话语体系,智慧城市主义旨在理解、批判与反思当下智慧城市发展的理念、目标、主体、方法、受众及结果等内容.虽然近十年智慧城市主义的思潮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我国城市研究对智慧城市主义的基本内涵、发展特征、发展困境及转型诉求都鲜有探讨.为此,综述介绍西方学界对智慧城市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发现:1)当前以技术为导向、政府—企业型治理结构主导了智慧城市的发展,且产生了诸如城市治理公司化、技术官僚治理方法、社会控制及对社会民居参与及需求的漠视等问题;2)转型智慧城市强调应该将"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纳入到智慧城市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倡导应用导向的智慧城市治理结构,促进智能技术设计、开发、实施与应用的社会构建过程,以及重视场景要素对治理结构、技术功能及解决方案的决定影响.基于此,提出我国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建议.     

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构建理论方法研究

随着城市的规模化、现代化进展迅猛,提升城市社会治理水平的要求日益增强。针对当前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构建现代城市社会治理模型,需要在认真研究相关理论论述与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总结梳理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的历程,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一条以需求导向为主线,政府主导、社会自治与多元合作相结合,以制度规范为重点的创新思路     

共享单车的治理逻辑——基于公共空间类型的对策分析

共享单车非理性发展引发的秩序问题越来越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借鉴可持续管理中的"状态—压力—反应"分析模型,认为公共空间的性质既影响了共享单车的治理效果,也决定了治理策略的选择。基于此,根据城市公共空间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并对应提出以下四种治理模式:社区主导型、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协同管理型。共享单车的有效治理有赖于综合运用多种治理手段,既需要自上而下"掌舵"型管制,也需要自下而上"自主"型治理,以最终实现城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生产的互构性分析——基于N市J社区违建商铺、流动摊贩的实证研究

以N市J社区中流动摊贩和违建商铺构成的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为研究对象。用"空间—社会"互构的视角分析社区非正规经济空间的生产逻辑,从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三个视角对互构模式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在总体性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空间治理体制包含一系列管制社区非正规经营行动的话语、政策与管制联盟,是规训社区空间的结构性制度力量;市场资本流动促进城市发展、增强政府能力,城市化、老城更新等空间重构运动标志"制度—资本"联盟的形成;但是经济导向的政企联盟加速空间交换价值和非正规空间使用价值的冲突,引发空间争夺与冲突,反而制约制度和资本的空间化。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困境及其化解路径——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面临着三方面困境：治理结构单一，权责边界不清；治理主体分散，行动协调困难；治理理念异化，市场机制扩张。城市社区冲突的治理涉及基层政府、物业服务公司、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多个主体，在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发挥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机制。但因其主体地位不同，利益关联程度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对社区冲突的反应和行动不一，仅依靠单一主体无法实现“善治”。因此，为进一步解决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难题，提出构建城市社区冲突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党组织的引导和调解功能、完善公共空间的合作供给策略、提升民主协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认同、提高社区主体对话协商参与度等优化路径，为解决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难题提供参考。     

网络化大都市:城市空间发展新模式

本文将多中心、网络化的城市空间组织定义为网络化大都市,并阐述了网络化大都市发展模式的内涵及特征。在空间组织上,网络化大都市发展模式摒弃传统的单中心聚焦的发展模式,倡导城市空间的多中心化发展,强调构建面向区域的开放的多中心区域城市空间格局。在功能整合上,网络化大都市发展模式强调分工与合作,促进区域城市网络的形成,从根本上将实体空间上的多中心区域城市变为真正意义的网络化大都市。在区域治理上,网络化大都市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对话、协调与合作实现权利平衡和利益分配,通过网络化管治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区域治理。     

面向智慧城市治理的数据模型建构

面向创新2.0的新网络、新感知、新数据环境以及政府治理转型,催生了决策、执行、监督既适度分离又相互协作的现代橄榄型城市治理结构.政府、市场、社会各方众创共治进一步推动城市环境公共空间、社会生产空间及社区生活空间的协同与演进,推动了城域开放众创空间的综合集成创新发展,对城市治理数据模型构建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数据环境下的城...     

封闭社区的形成机理与社会空间效应

在阐述中国封闭社区的兴起背景及其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中国封闭社区产生的社会文化机理,并就中国封闭社区成为城市主导居住模式后,产生的城市公共空间私有化倾向、居住隔离与社会排斥加剧等社会空间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封闭社区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但这种居住模式的固有弊端严重影响着社会和谐,政府和规划者应该采取相应规划手段减少封闭社区带来的负面效应。     

从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视角看地摊经济

城市地摊经济的存在,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满足城市不同层次多样化需求、展现城市独特魅力与人文风情、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地摊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占道经营、堵塞交通、噪音扰民等问题本质上显示了城市“公共空间”与“商业空间”的冲突、空间“公共性”与“私密性”的冲突街头、摊贩与市民群体空间使用权的争夺、不同阶层之间消费话语权的博弈。这些问题并不是地摊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原罪”,而是源于城市治理理念的错误和治理水平的不足。地摊经济的发展不应是一时兴起,要想获得长久良性健康发展,必须要推动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模式的转型,改革传统的被动管制型政府管理模式,建立主动引导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协作式治理模式。     

基于城市更新与治理的我国社区规划探析——以上海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社区规划为例

当下我国城市更新正进入集中期、城市治理逐渐主导政治话语,突出体现了空间规划与社会规划双重属性的社区规划,则具备了"此时此地"将城市空间治理、社会治理与城市更新过程在社区层面链接起来的特定意义以及走向蓬勃的社会时空必要条件。针对21世纪以来我国社区规划的摸索实践,适时地辨析与反思极其重要。结合作者2018年主持的上海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社区规划案例,着重探讨我国社区规划的目标与定位、内容与重点、实施与保障,以期对我国社区规划的实践乃至制度化、标准化有所推进。研究强调表明,社区尺度的区分是讨论社区规划内涵、内容及效能的前提,社区规划的制度化可采取激进或渐进的法定化手段予以实现,社区规划的标准化可通过规划标准的普适要求、编制程序与成果形式的相对统一来推动完成。     

浅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协作治理

服务型政府是21世纪公共治理中政治文明和行政治理现代化的大趋势,包含了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它倡导公民本位、服务至上以及强调公共责任的回归,是我国政府目前改革的趋势.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理念就是公民本位,也就是政府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需要公民和广泛的社会组织的参与,需要协作治理.在分析服务型政府和协作治理内涵的基础上,为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中的协作治理提出了现实的选择.     

城中村空间的社会生产与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海珠区为例

城中村作为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城乡过渡聚落形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和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产物,浓缩着城市政府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组织与发展商以及外来人口等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竞争、合作和冲突等种种博弈状态和过程。从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以城中村这一特殊类型的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为切入点,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城中村空间生产的经济基础、属性特征、类型、过程、模式和治理机制等。结论是:城中村空间的生产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行动者互动博弈的产物,城中村空间的治理必须以产权为突破口,建立合理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以规划为龙头,加强城中村土地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以利益平衡为切入点,促进城中村社区转型和社会融合;以强化土地集约利用为引线,推动城乡空间整合。     

业委会发展的困境及其突破

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担负着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深化基层社会自治、培育公民社会的责任。就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状况来看,业主委员会正面临着发展困境,集中表现为业委会与业主及其他治理主体间的权利矛盾关系、业委会作为"代议式"治理机构所存在的内部问题。协商民主承认多元利益,倡导在公共利益原则主导下多元主体平等、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其理念与制度设计有助于破解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困境,有利于突破社区治理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