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NO2浓度的时空变化及其城市群分布特征研究——兼论“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NO2污染治理成效

探索了2015—2021年全国、七大地理区、省域、城市群及重点城市NO₂浓度的时空变化，论述了我国“十三五”时期以来NO₂污染治理成效。研究认为：(1)“十三五”时期以来NO₂减排工作取得了2021年相对于2015年城市NO₂浓度年均值及NOx排放量分别下降了23.33%和46.03%、在NO₂浓度高值的11月～1月分别下降了11.76%、24.44%、16.28%的显著成就；(2)“十三五”时期以来七大地理区NO₂浓度呈现同步降低态势，浓度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北和华东地区，京津冀及长三角城市群引领所在地区NO₂浓度下降；(3)城市群NO₂浓度呈现出北方城市群高于南方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与晋中城市群NO₂污染“聚集成片”、中心城市NO₂浓度及降幅均明显高于所在城市群的分布特征；(4)“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优化提升、发展壮大、培育发展3大类19个城市群NO     

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采用1996-2009年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相对变化率及主成分分析方法,结合GIS技术,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总量呈波动中下降的发展态势,人均耕地数量呈逐年减少的发展趋势;②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空间差异变化体现为“平缓—快速—平缓”的阶段性发展特征;③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空间差异明显,多数市辖区与县级市耕地数量减少较大,多数县耕地数量有一定幅度的减少,宁乡县和茶陵县耕地数量有一定规模的增加,耕地数量相对变化率具有“市辖区＞县级市＞县”的空间分异特征;④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和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结构调整是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研究成果能为长株潭城市群地区耕地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客观依据,可为类似地区相关研究提供科学借鉴.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变化及其空间特征

城市规模分布研究是城市规划中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对准确预测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合理确定城镇体系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城市群20年来首位度、回归斜率、城市规模基尼指数等多项指标的变化以及城市规模成长空间特征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城市群城市规模成长的基本规律。同时对区域发展中的矛盾以及研究中的困扰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城市“公园-人口-建设用地-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以我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为例北大核心

公园、人口、建设用地、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新时代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运用系统分析视角,将四者纳入统一复合系统,引入耦合协调理论及模型,以我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究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表明:(1)复合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具有阶段性特征,经历“加速发展—稳步提升”;各城市群发展呈南高北低的格局,差距先扩大后缩小。(2)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由濒临失调向耦合协调演变,人口、用地是长期保障,经济、公园是后发动力。(3)针对“齐头并进型”“人口—经济主导型”和“土地—经济主导型”三类城市群提出优化策略,为实现城市“人—城—境—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地区专利密度及其分布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东北地区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地区专利密度的内涵出发,构建了基于产业市场价值和就业两类产出成果的专利密度指数测度模型。利用2000—2012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的数据计算其专利密度指数,并从时间演化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分析测度结果。在此基础上,对东北地区的34个地级市进行了类型划分。结果表明:2000—2012年期间东北地区的专利密度呈持续上升态势但增速逐渐放缓;各城市的专利密度存在明显差异,且这种差距随时间推移呈扩大趋势,两极化倾向明显;高水平稳定型城市大多是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近1/4的城市仍采用低水平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城市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兼论生态文明建设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受到环境污染因素的影响制约,频繁的人类活动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强烈的人为干扰,造成较为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城市环境受重金属污染成为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问题急待解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城市的生活、工业、主干道等区域环境污染因素分析,找出主要的重金属污染因素,发挥政府效能和绩效管理调控功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的改革中采取预防治理对策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城市群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我国“十二五”规划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探讨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于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作用,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来推动和实现的.“十二五”期间,科学发展观指导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32个城市群的构建使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从而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开辟了新篇章.     

“双碳”目标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变化的经济——环境效应

生态福利绩效反映了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探究生态福利绩效变化产生的经济—环境效应对于协同推进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民福祉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测度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双碳”目标下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环境效应及其效应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效应,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逐渐增强。2005—2012年,生态福利绩效主要表现出经济抑制效应,而在2013—2020年,生态福利绩效的经济促进效应开始显现。(3)研究区生态福利绩效的环境效应呈现阶段性特征,碳减排效应表现出强化趋势。生态福利绩效对人均碳排放量产生的效应从增加向降低效应转变,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效应则进一步增强。     

文明测度、治理绩效与公共经济的共享特征——兼论西方量化史学的逻辑缺陷

随着量化经济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对过于倚重GDP估计的批评也日渐增多,于是对历史上的经济变迁事实进行新的测度尝试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然而,在这些尝试的努力中,对测度对象的界定不清与测度目的的设定不准给随后的比较研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影响了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重新认识了人类文明的内涵,主张从公共经济活动绩效的角度来测度与比较东西方文明的治理效果。特别是,本文不同意在文明比较中以资源消耗与战争能力作为量化指标,也不同意仅仅用城市人口来测度社会组织能力。相反,本文认为,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推动社会发展,如果比较的目的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就应该以空间规模、利益共享、文化多样性与治理持续时间等公共产品相关变量为核心来测度治理的绩效。     

地方政府债务权责时空分离:理论与现实——兼论防范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瓶颈与出路

如果地方政府在被赋予债务权力的同时,也受到相应债务责任约束,地方政府就可以被看成"责任政府",这样就不会采取公共利益上的非理性行为,债务也不会出现超常规增长,风险也能得到合理规避。可见,地方政府债务权责分离与否,对债务风险生成及防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权利、利益与责任,以及权责一致的理论可能性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重点揭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权力与责任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现实情境,及其对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和正常性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债务权责时空分离常态下,表现出债务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助长了地方政府非社会利益对债务增长的驱动,导致债务超常规增长及风险产生。尽管法律禁止、期限错位和风险外溢等瓶颈使得我们难以改变地方政府债务客观上存在的权责时空分离现实,但仍然可以找到实现债务超常规增长向正常性增长收敛的出路,以此实现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     

中国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兼论当前乡村体制的改革

本文对我国县以下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进行历史的考察,指出传统的帝国时代,县以下也存在多级组织与管理层级,王权通过这些组织对乡村保持一定的监控。传统的乡村治理的常态既非“自治”,也非“专制”,而是实行“官督绅办”的体制。这是一种节约成本的制度安排;二十世纪以来,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基层延伸并最终实现乡村组织与管理的国家化、行政化和官僚化。这也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式。二十世纪末的村民自治改革中,国家才开始从乡村一定程度地退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未来乡村体制改革及基层组织设置过程中,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资源吸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都是基本的影响因素。当前人们争论乡镇政权是否退出乡村或者是“强化”还是“弱化”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乡镇政权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在于如何组织与功能如何改革,哪些组织和功能应强化、哪些组织和功能必须弱化。     

“驻点”游人日时空分布对旅游 舒适度的影响——以网师园为例

中国景区旅游舒适度指标主要依据《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推算，但此法无法呈现景区内部的游人舒适度差异。以网师园为例，运用驻点研究法，得到研究日各驻点停驻5s的总人次为128~1 851，根据《导则》及网师园公布的舒适度指数，计算出其最大日承载量为5 685人，人均空间承载指标为1.38m2/人。研究日游人入园总数为4 376人，承载指标均未达上限，但各驻点实际停驻的总人次比按照《导则》计算出的承载量高出约10倍。计算各驻点游人分布密度与全园游人分布密度的比较系数K值，发现停驻时间为5、12、20s时，全天各驻点游人分布密度分别为全园平均游人密度的3.4~108.5、1.7~42.9和0.5~33倍(3个驻点K值<1)，说明驻点处游人会重复停驻，扩增效应明显，按《导则》推算旅游舒适度指数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探索运用驻点研究法优化旅游舒适度指标的途径，为微景区旅游舒适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新医改下论“看病难、看病贵”——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视角

新医改确定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改革,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通过分析医疗卫生领域公共治理的理论框架、现实基础,指出医疗卫生改革在政府主导下,仍需其他力量协同共治,即通过有差别地架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共同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工资差距及其决定因素实证研究——兼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1978～2007年我国行业工资差距的实证考察以及行业工资差距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不论是从绝对程度还是相对程度看,我国的行业工资差距总体上都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决定行业工资差距的因素中,除了竞争性的人力资本因素之外,最突出、最重要的因素是行业垄断程度,尤其是行业的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不仅限制了竞争,而且扭曲了工资决定机制和企业的行为,进而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     

环境规制与污染治理绩效——基于我国“两控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113个重点城市1993-2009年工业三废排放量、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统计量等大样本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对1998年实施的"酸雨控制区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两控区"政策的施行使得污染治理总投资增加46.0%、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增加44.1%,"两控区"政策的出台明显改善了工业二氧化硫污染治理效果。研究结论还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以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对"两控区"城市的地理、空间、政治不同属性的检验。研究为评估环境政策总体效果提供了借鉴,探讨了环境政策的影响路径,并从企业角度和政府角度对环境污染治理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双碳”目标视角下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测度及其时空特征——以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为例

基于“双碳”目标视角下的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内涵构建其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测度2007—2020年长江中下游粮食主产区71个市（州）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并综合运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刻画其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时序演变方面,研究区域各省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值呈现出“高位波动、高位下降、低位波动、低位下降”四种显著的分异现象。（2）区域差异方面,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整体上呈现先降后升、差异扩大、两极分化的演变特征。（3）空间格局方面,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在全域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在局域上存在显著的集聚现象并表现为“均衡扩展、结核分布”的特征。     

趋利避害 掌握主动 提升竞争力——论“入世”后的市场环境变化与对策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新的阶段，以往有限范围，有限领域的开放，将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以往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将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以往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将转变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届时，中国市场将与国际市场完全对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国内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国际化，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将以全球为舞台更充分的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机遇与挑战同在、利益与风险相伴，竞争力是国际商海中成败得失的关键。抓紧过渡期，从政府和企业不同层面，做好如下工作，全面提升我国企业，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是掌握主动，趋利避害的前提。     

西部高校教师流失问题的实证研究——影响因素及其“软治理”效果

西部地区高校优秀人才的外流已严重阻碍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和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为改变这种状况,文章基于客观的实证分析方法,探讨西部高校教师流失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对该种流失现象进行“软治理”的方法,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文章关键性的结论可为西部高校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流失管理措施提供可行性的支撑依据。     

“民有资本民营化”与“民有资本官营化”——论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特征的演变

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决定其法人治理结构应体现"民有资本民营化"的要求,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由于省级联社行业管理行政化倾向明显,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呈现"民有资本官营化"特征,省级联社将农村信用社改组为以省(市)为单位统一法人的改革趋向会进一步强化这一特征.这将不利于实现增强支农服务功能这一改革的首要目标,需要建立健全政策扶持体系,引导农村信用社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