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目标约束能够助推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吗——来自“十一五”减排目标的证据

在我国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目标约束对引导制造业减排增效与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将2006年“十一五”规划实施的环保目标责任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十一五”期间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数据构造了“年份-城市-二位数制造业”三维面板集,使用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对重污染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显著促进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这一效应并非短期存在,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越不完善、污染治理能力越低的地区,该效应越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环保目标责任制一方面通过城市间、城市内行业间和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升级,另一方面通过增加污染企业创新数量、强化污染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实现重污染制造业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环保目标责任制借助重污染制造业升级效应提高了行业能源效率和清洁程度,实现了节能减排,推动了重污染制造业绿色转型。因此,应设立具体并滚动调整的减排目标,打破市场分割,引导各地区依照比较优势打造产品,提高政府对高质量创新的评估准确性与扶持力度,充分发挥环保目标责任制对制造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本文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2)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3)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4)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本文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来自公益诉讼试点的证据

环境公益诉讼是提高环境司法保障水平、纠正地方政府“规制执行偏差”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司法制度建设。文章选取2011-2017年地级市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对地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公益诉讼可以使试点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提升7.1%,且该政策作用效果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进地方绿色创新。地方政府加大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治理力度,公众提高环境诉求是上述发现的实现机理。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三重差分结果表明环境公益诉讼能促使试点地区污染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和提高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信息公开以及设立环保法庭的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明显。文章为环境公益诉讼试点的环境治理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环境司法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能有效保护国有资产吗——基于国有企业并购行为的讨论

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能否有效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试点的实施是否有效抑制了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研究发现：该制度试点的实施有效抑制了国有资产流失,产生了“威慑效应”。相比省属国有企业、央企而言,该制度对其他类型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抑制作用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当买方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时,并购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会受到该制度更强的抑制作用;该制度对跨省和跨行业并购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也产生了更强烈的抑制作用。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卖方企业在并购实施前的亏损状态会减轻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抑制效应;而地区执法强度会强化这种抑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来发挥作用。本文研究对我国探索法律制度创新以保护国有资产提供了学理依据。     

环境规制、短期失败容忍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绿色信贷政策实践的证据

已有文献大多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论断。本文基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践,发现当绿色信贷政策缺乏短期失败容忍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将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当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缺乏足够容忍时,政策的实施不仅未能激励污染企业增加绿色创新,反而导致了创新抑制效应,且政策短期失败容忍越低,对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抑制作用则越强。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专利保护执法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会对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不同影响机制的作用产生影响。由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不足,中国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挤出”效应和资源约束效应抑制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研究结果表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是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条件。     

绿色信贷、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绿色创新——“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研究发现：相较于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且实现了绿色创新“量”和“质”的双提升;异质性特征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生产率水平更高、面临金融错配程度较轻及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较低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更强;传导渠道检验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及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传导渠道发挥正向促进作用。最后,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文明的力量：文明城市建设如何助推企业绿色创新

在党中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背景下,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文明城市建设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当地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相比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助推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制的“倒逼”效应和政府支持的“补偿”效应。随着地区制度质量、企业资本储备和高管素质的提高,文明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增强。经济后果方面,文明城市建设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绩效,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结论从微观层面补充了文明城市建设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拓展了文明城市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从理论层面为利用政策工具完善我国绿色创新体系、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政府税收系统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导向信号,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否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够发挥“污染管制”信号和“减排激励”信号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信息,为企业获得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也能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激发管理层环保认知,降低企业绿色代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绿色治理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成本转嫁企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拓展了“环保费改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环境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市场理论解决企业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国土绿化如何“点绿成金”？——来自中国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创新效应的经验证据

在城市绿色基础设施驱动创新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2003-2021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绿化指标和专利申请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绿地率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创新,该现象得到工具变量法等多种稳健估计方法的进一步确认。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绿化的空气污染净化效应和资本错配矫正效应可以缓解污染对创新能力的损害,两者共同驱动城市创新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绿化的创新驱动在秦岭淮河线以南城市表现得更为强劲。鉴于研究发现,后续应进一步深化国土绿化行动相关政策措施,提升城市生态宜居环境的创新人才吸引力,不断完善“美丽中国”驱动“创新中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     

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6-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绿色支出度量企业参与绿色治理，探讨企业参与绿色治理过程中存在锚定效应的内在逻辑。结果发现，仅有内在锚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存在显著的内在锚效应，即焦点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则当前的绿色支出越多；仅有外在锚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存在显著的外在锚效应，即联结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则焦点企业当前的绿色支出越多；当内在锚和外在锚同时存在时，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内在锚效应仍然存在，而外在锚效应会减弱甚至消失，即焦点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对当前的绿色支出存在正向影响，而联结企业之前的绿色支出对当前的绿色支出无显著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在现金能力强的企业、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更为显著。扩展性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绿色治理的锚定效应并未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和绿色治理绩效。本文的结论对公司参与绿色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技术高管是积极的绿色创新者吗？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绿色创新成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探索绿色创新的先行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高管（董事长和CEO）相关数据和企业绿色创新数据,考察了高管技术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技术高管显著推动了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技术背景对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更强的作用。影响机制方面,当市场化程度越强、高管教育水平越高时,技术高管越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研究结论对挖掘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优化高级管理人才招聘及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具有绿色治理作用吗?——基于企业“漂绿”行为的考察

推动企业真正履行环境责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基于2010—2021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可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而且，机构投资者持股越集中，其退出威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直接抑制企业管理层与控股股东自利倾向，并引发其他利益相关者监督，从而强化共同治理力度。此外，在企业为非国有性质、审计质量较低、地区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具有更强的绿色治理效应。     

数智融合赋能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数智融合作为推进制造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对发展数字中国与制造强国具有重要作用。以200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赋能作用,并且在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智融合通过绿色认知和绿色创新赋能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中更大;数智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为充分发挥数智融合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赋能作用,应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改善企业管理;强化企业绿色认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构建数智融合赋能绿色转型新模式;应发挥国有企业的示范效应,继续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推进企业绿色转型。     

“同伴”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现有研究多从试点地区的视角探讨环境试点政策,忽视了试点政策(尤其是命令型政策)对“同伴”企业(兄弟城市企业)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本文以2012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对象,探讨该命令型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显著激发了同伴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影响;同省份试点城市数量越多,传递给“同伴”的规范性压力就会越大,从而导致更强的溢出效应;该试点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污染行业企业更为显著。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绿色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可以促进绿色创新。(2)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在ESG表现和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声誉和权益融资成本在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ESG相关研究,对企业绿色创新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绿色金融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吗?——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和替代性融资.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差异,对国有重污染企业、大型重污染企业非流动性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小...     

全球化、自主研发与雾霾污染——机理分析及中国经验

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结合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背景,构建“FDI－自主研发－雾霾污染”逻辑框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全球化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①FDI通过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增加雾霾浓度,通过绿色技术与自主研发两个渠道有利于减霾;②FDI和自主研发协同在导致产业结构污染化的同时,产生了显著的绿色技术效应;③FDI对雾霾污染具有动态影响,当地区迈过一定经济发展门槛后,FDI对环境的影响由“污染天堂”效应转向“污染光环”效应。同时,FDI的“污染光环”效应随地区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而增加;④雾霾污染在空间维度、时空双重维度上分别呈溢出效应和警示效应,且FDI通过环境“逐底竞争”和产业转移等途径加剧周边地区雾霾污染。因此,在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创新驱动、联防联控等协同努力,可规避全球化带来的环境风险,实现开放发展与绿色发展双赢。     

监管问询函的制度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内部控制视角研究监管问询函对上市公司的制度溢出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监管问询函具有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对收讯公司产生了制度溢出效应,主要机制为通过行业龙头、媒体关注、独立董事联结和审计师联结发挥信息传递作用并改进收讯公司内部控制。进一步研究表明：(1)监管问询函的制度溢出效应在多数传递机制中均呈现较强持续性;且当企业融资约束越强时,制度溢出效应越显著;(2)监管问询力度越高,制度溢出效应越强;(3)董事会勤勉与公共信息(私有信息)传递路径呈现替代效应(互补效应);(4)制度溢出效应对内部控制要素呈异质性影响,并主要影响了内部控制要素中的控制活动;(5)制度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本研究为理解非处罚性监管对制度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约束条件及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可通过非处罚性监管提高执法效率并提升上市公司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