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际视角下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研究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一直在进行不断的完善,但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国际比较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现行分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结合国外成熟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和我国国情,提出:科学划分事权和财权;建立纵横结合的转移支付制度;在不下移税收立法权的前提下,赋予地方在中央立法的框架内一定的选择权;合理划分税收体系。     

浅析环境税收归属问题

本文从税收分权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环境事权的实际情况及环境税费现行制度的反思，认为我国环境税收主要应纳入地方政府财政，特定的环境税收应纳入地方与中央政府共享。     

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分析

财政分权改革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多次财政分权改革,特别是19 9 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要调整地方政府的治理结构,就必须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划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边界,做到财权与事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分税制改革对地方税收的影响

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和不规范,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比例,导致税种划分不规范,地方税缺乏主体税种,使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权限,对地方财政体制尤其是地方税收收入产生不利影响。改善地方财政税收体系的政策建议是:优化税收结构,构建地方税体系;积极推进"费改税",合理增加地方税收入规模;明确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瑞士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研究

国际财政学界普遍认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适度的税收竞争有助于发展经济、限制政府规模无限制扩大等;另一方面,过度的税收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明显下降,从而影响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本文对瑞士的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现状及其产生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其对我国当前进一步的财政分权以及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式构建的启示性意义。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我国出口增长的制度解释:理论与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两个重要制度特征,本文研究了它们对我国出口增长的促进机制。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留存税收比例越高,即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会导致地方企业选择出口;地方政府竞争激烈程度提高也有相同效应。这两者从转型经济特有的制度层面共同解释了我国出口整体高速扩张的制度背景。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结果也验证了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各省份出口的增长,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选择不同控制变量、采取差分GMM和混合回归估计等情况下保持稳健。     

浅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实现这一目标,应该理清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进一步说,就是要理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文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困境入手,分析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地方税管理体制

<正>地方税管理体制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地方税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的一种制度,它是税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 税收立法权包括税法制定权、审议权、表决权、批准权及公布权, 它属于法律范畴,其职权属于国家立法机构;税收管理权则是一种行政权力,它包括税法解释权、税种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税收减免权等,属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在中央与地方间的不同划分及组合方     

我国基层财政困难的制度原因及完善对策

1994年我国分税制改革后建立的地方税制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导致当前我国基层财政运转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本文在介绍基层财政困难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基层财政困境的制度根源,进而提出了解决这一困境的政策建议:用法制手段规范划分事权并适度下放税权、构建以房产税和资源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新增财政事权的规范划分——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的思考

2016年8月,《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的进一步落实。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重点是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而此次《意见》是针对央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开展的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重点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财政事权的规范配置是财政收支规范划分的重要基础。而正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忽视,才导致了我国央地政府事权与财力不相匹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此次《意见》提出研究起草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并提出构建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以解决新增财政事权在政府与市场以及央地政府之间的划分问题。但就如何具体构建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仍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本文从我国新增财政事权划分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从而思考如何构建我国的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     

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与财政分权的促进行为研究

财政分权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刺激地方经济发展。文章在财政分权背景下研究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行为。财政分权刺激地方科技支出,同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又削弱了财政分权的刺激作用,而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文章重点从政策管理、职能转变、官员考核、预算公开和协调配合等五个方面研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促进行为。     

当代中国财政立法权配置问题探析

财政立法权配置是一个原则性、基础性的问题,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财政立法权的配置应当坚持基本人权、事权决定财权等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财政立法权的配置进行改革和完善。     

新时期做好财政税收工作路径探析

税收一向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在我国税收方面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地方财政税收还存在着执法人员的法制意识薄弱,纳税人员对纳税没有足够的重视,以及执法部门没有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等问题。本文从地方财政税收的现状展开讨论,提出了做好财政税收工作主要从普及纳税的重要性,地方税收制度和增强执法人员制度的执行力等方面进行改善。     

浅析日本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中央与地方财政关于事权与财权的划分问题一直备受瞩目。尤其是在我闺财政收入有了巨大提高之后,本文通过介绍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分析当前日本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与财权划分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进而对我国如何进行中央与地方进行事权与财权的划分提出建议。     

论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关系

以划分税种为基础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已于1994年在我国全面推行。分税制的推行使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的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是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必然选择。但是也应当看到,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许多改革内容没有一次到位,采取了带有过渡性或变通性色彩的办法。为了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有必要对诸如科学界定事权、分割税收等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科技进步对央地政府间环评审批事权划分的影响--基于1997-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

我国政府间公共事务事权划分不仅参照效率原则,而且考虑政治风险因素。基于此逻辑,通过对环境治理事权细分并构建博弈模型,发现不同环境治理事权划分存在差异。具体到环评审批事权,其分权程度受地方科技水平的直接影响,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科技进步会促使中央下放环评审批事权,这也符合我国环评审批制度的改革历程。此外,中央政府不仅可以通过环境体制改革以降低政治风险,而且可以通过改变中央、地方和居民三者间环境偏好传导机制来改善环境治理效果。     

增强政府预算透明度的建议

增强政府预算透明度是政府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合理安排财政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必然要求.本文从预算管理,事权与财力匹配,转移支付,预算编制等方面对我国预算透明度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将所有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细化预算,延长预算编制时间等增强政府预算透明度的建议.     

从地方政府角度看分税制改革

从地方自治与税权关系的角度,指出赋予地方征税权的必要性,分析了我国赋予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困难,并提出了从立法层面解决分税制问题的尝试性办法及对地方征税立法的思考。结论是应该从立法层面对地方政府赋予一定的税权,从根本上对中央和地方的税权给予明确划分,解决地方财政面临的诸多问题,激发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积极性,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全局助益。     

税收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

税收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近些年来的热点话题,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是如此。税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的关系从而提高财政收支的效率,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税制改革属于财政分权的范畴,而且和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关系,这样搞清楚税制改革,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就非常重要。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献进行的一些总结,对这些文献的理论框架和经验检验的方法进行了概括同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财政分权、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与出口贸易增长

本文采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和财政分权对出口贸易总规模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2004年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降低了地方政府发展出口贸易的积极性,而财政分权具有弱化这一负面影响的作用;由于出口退税机制设计中存在地方政府间税收输出问题,沿海省份财政分权对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负面影响的弱化作用要比内陆省份小;出口退税政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2015年要在外需疲软的情况下将出口退税由中央地方分担重新调整为"中央全部承担、地方定额上解"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