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内部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

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内部贫富差距特点明显,造成同一个村内部农户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在于其享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农户享受社会资源的多寡是由其经济性质及在社会经济中所处地位决定的,农户劳动者素质技能差异是导致其社会地位差异的根本因素。缩小农村内部贫富差距,必须从提升农民社会地位,提高农民劳动技能以及公平增加农村的社会资源量三个关键点入手,只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才能有效缩小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     

基于我国农业经济全要素增长效率研究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效率的提高,以生产效率的提高丰富农业内涵。而不同的农业生产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效率有不同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本文在分析各个农业生产要素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生产全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基于我国农业经济全要素增长效率研究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效率的提高，以生产效率的提高丰富农业内涵。而不同的农业生产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效率有不同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本文在分析各个农业生产要素的基础上研究农业生产全要素对农业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     

社会资本如何提升农户信用?——基于网络、信任与规范三维度的实证分析

基于社会资本的网络、信任与规范三维度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户还款意愿与还款能力的影响,以浙江省的分散农户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农户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均产生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来看,网络的惩罚机制和声誉机制增强还款意愿,其资源属性提升农户的还款能力;信任与共享规范除了对农户的还款意愿有约束和激励作用之外,还可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来提升农户的还款能力.因此,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在农贷市场的作用,可提高农户的信贷可获得性,增强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信贷的意愿和能力.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

对于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的途径是将生产要素从低边际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边际生产率部门,同时,这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生产函数的建立,对劳动力配置不同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进行估计。从得出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来说,具有极大的提升作用,从而能够更好的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来说,具有十分良好的贡献。     

基于前沿生产函数的福建省经济的技术效率研究

本文主要考察福建省经济的技术效率。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方法估计福建省经济的技术效率,分析了福建省从1999年到2009年度的技术效率的变化,得出福建省经济的技术效率虽然逐步提高,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并且技术效率仍然有上升的空间。在投入的生产要素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对于提高福建省经济的增长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Shift-Share分析法

文章按三个阶段对1978—2014年我国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产业内部增长效应,即技术进步,而整体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却主要依靠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即资源配置。整体经济和三次产业结构转换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日渐减弱,但这并不表明结构红利已经消失,各产业间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差别的长期存在,使得我国依然可以通过推进改革来提升生产效率。     

农户融资约束的后果分析

农户融资难一直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通过农户融资用途,融资约束现状和后果分析,首先,农户融资约束对农户生产生活的影响:抑制农户消费能力、农户难以抓住投资机会以致生产效率提高受到影响、扩大农户间的贫富差距;其次,农户融资约束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给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留下了较大空间、导致农村高利贷的产生和发展;最后,农户融资约束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生产规模难以扩大,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影响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出了政府应该加强农村普惠金融建设和深化农村地区金融增量改革,引领民间金融正规化的对策建议。     

黑龙江省农业生产效率演进问题研究

黑龙江省农业生产效率演进与我国农业整体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全省农业生产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呈现稳定提升,而且技术效率水平较高;在1998-2003年间,农业生产积极性下降导致新技术、新方法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受阻,黑龙江省农业生产纯技术效率下降;在2004年之后,受中央惠农政策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影响,黑龙江省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并在2008年和2010年两年达到有效,说明全省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逐渐达到最佳匹配。未来应当依靠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旅游产业区域集聚的影响因子研究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旅游产业集聚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形成规模效应,对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区域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发展战略。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影响旅游产业集聚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影响旅游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分析影响因子与集聚度的关系,最终提炼出影响区域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为旅游市场、旅游产业链、旅游交通、旅游资源。     

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内在关系,认为农村教育、电力、道路、水利和通讯设施对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也发挥了显著作用。陕西省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合理选择资金投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全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农村工业化对村落共同体的冲击和农民的反应

从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视角看,农村工业化的冲击力是世界工业资本向农村不断扩张的结构性力量,村落共同体因受到冲击而逐步解构直至解体,社会出现文化失调和伦理失落。农民感知逐渐失去村落共同体的安全感、稳定感、归属感和秩序感,产生消极情感。“德性律令”以“共享心智模型”为村落农民的认知图式,认为冲击与反应的辩证互动是以德性为核心,农村工业化的结构性力量会不断扩张,经济理性冲击德性伦理理性;德性会反抗经济理性,农民会为承认而斗争。文章从崭新的视角——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视角,为“农村工业化的冲击和农民的反应”提供一种可能的文化解释。“中国道路”让作者由现代世界体系工业资本扩张反思农村工业化,中国需要从单一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的道路,逐步走向经济理性、制度理性和文化理性“叠加优势”之路。     

湖北省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研究

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进城但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耕地细碎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目前农业生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经营分析发现,三类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使农业机械替代劳动的趋势明显,适应了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的要求和劳动力老龄化的现实。目前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能阻止耕地细碎的恶化,但没有改变农地细碎化特征。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耕地细碎化,需要设立足够的替代性社会保障,逐步让进城的农民永久退出农业耕地。要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重点培育土地股份合作等新型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规模经营,进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Spatial behaviour of rural consumer households in highly developed economies. Survey results for Western Germany

This contribution attempts to identify effects of residential location of rural family households on their economic behaviour. Economic behaviour is understoo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total spectrum of income and allocation of household resources. A holistic approach must go beyond activity on the labour and consumer markets and include non-market (‘informal’) activities of household members, taking into account domestic p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teraction within social networks, the use of public commercial infrastructure, etc. The cost of living depends, among other things, on patterns of consumption, on regional price levels for consumer breadbaskets, as well as on costs involved in reaching public and commercial points of distribution. These factors result themselves from the interplay of economic forces giving rise to identifiable ‘economic territories’ and ‘market areas’ and ultimately to observable consumptive behaviour and ‘activity spaces’ of individual private households. Since data was available only for our rural survey household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ocational aspects was limited to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for which data could be found in administrative statistics for households in urban and periurban areas. The rural survey sample was found to have a higher average level and a different structure of expenditures when compared with their non-rural counterparts. At the same time, a preliminary effort was made in our own rural survey sample to determine the importance of non-market consumption for rural households. This included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domestic self-services (‘housework’), the utility value of owner-occupied dwellings, do-it-yourself production of substitutes for commercial goods and services, and exchanges within social networks. Results of this initial investigation of non-market elements of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household's level-of-living and that they had a potential for compensating inequalities due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access to market resources. Household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their resource allocation to both market and non-market consumption were also examined. In general, ‘objective’ criteria and ‘subjective’ assessments by the survey households with respect to living conditions in rural Western Germany were found to give a positive image of rural life; however,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strategies for market consump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having been confirmed above, the question remains for future research about possible locational differences in household acquisition and use of non-market resources.     

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及其对我国新农保试点的启示

借鉴发达国家在农村养老保险中的得失利弊,我国建立农村养老模式,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要广,使这种公共产品为所有社会成员所共享,以体现公平;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能搞＂一刀切＂,使其不断总结经验,逐步走向成熟;针对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类型的农民、和不同经济状况的地区,设计不同的种类、不同保障办法和不同的发展方式,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强调政府的责任,包括财政支持、政策制定、法律法规建设的责任,以确保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得以规范运行。     

广西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效应研究

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广西的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加,农民增收越来越快,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非常明显的正效应。然而,财政支农力度仍然较弱,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不理想。为此,需要制定相应措施,解决存在问题。如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加快农民增收步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强财政支农政策引导,合理调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加大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     

中国农村财政救济服务供给效率测度——基于四阶段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经典DEA模型基础上,结合四阶段DEA模型和Mulmquist指数的非参数分析方法,利用2007和2008年省际数据测度了中国农村救济服务供给效率,结果表明：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救济公共资源配置效率非完全有效,省份和地区之间都存在较大的供给效率差异。因此,农村救济服务的供给方式需要统筹管理,均衡实现多目标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同时必须缩减低效配置的资源,增加高效支出,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农村救济服务资源支出的使用效率。     

中国农村乡镇卫生院服务效率的实证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DEA-Tobit估计

使用2002-200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不同地区乡镇卫生院服务效率进行比较和分析.采用投入导向的数据包络分析(BCC模型)方法计算各省份乡镇卫生院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根据效率和投入情况将全国不同地区划分为六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地区提出提高效率的路径.使用Tobit回归对效率低下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我国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服务效率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型农村医疗制度的实施效果,以及农村居民的文盲率和总抚养比的影响.     

农村居民选择超市或集市购买的决定因素与比较——来自全国28个县(市)1308名农村居民的调查

农村居民选择超市或集市购买的决定因素对"农改超"和"农超对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全国28个县(市)的1308位农村居民进行随机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既选择农村集市又选择超市购买产品,但农村居民选择两者购买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感知程度等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选择集市或超市购买的共同决定因素包括产品质量可靠性和购买便利性;不同的决定因素体现为,农村居民选择在集市购买主要取决于购买文化与习惯,而选择在超市购买则取决于超市销售服务水平,这种决定因素的差异导致农村超市与传统集市互补共存。     

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基于江苏1988-2010年的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结构的关系:从长期来看,江苏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对农民家庭各项收入的增加都起到了正作用,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比较突出,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农民家庭各项收入的增加起着较大的负作用;农民工资性收入、转移性及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在短期内有利于农村金融发展结构的改善,但长期却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