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因素分解及政策含义

应用拓展的Nordhaus指数方法,将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因素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姆效应和丹尼森效应。利用2001—2011年上海27个主要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三大效应。结果表明,纯生产率效应是推动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因素;鲍姆效应和丹尼森效应对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相对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距、生产要素在工业各行业间的流动性不足。最后提出促进上海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政策建议。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演变与服务业结构变迁效应分析——以天津为例

近年来,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天津服务业实际劳动生产率持续降低。服务业内部各分类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异质性,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其他类服务业。天津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特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向高度化持续推进;就业结构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服务业整体结构更趋于协调合理。文章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天津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并没有对其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文章通过偏离——份额模型分解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进行分解,结果表明天津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其内部各行业内生增长效应,总结构变化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而笔者认为,天津没有必要把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作为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提高服务业各行业的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才是关键。     

工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效应分析——以宁夏为例

工业化过程中,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导致的工业结构变动是总体增长的一个重要因子。因此按照要素密集度界定产业类型,并对工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更加具有意义。笔者以宁夏1997年～2008年工业行业数据为分析基础,对工业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产业内增长效应,结构转移效应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贡献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分解效应对不同产业类型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各异,不同产业类型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有着显著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类型对整个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起着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基于劳动生产率效应的区域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劳动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采用指数方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及丹尼森效应,三种效应的贡献率显示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纯生产率效应驱动的,2002年以后丹尼森效应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对比分析中国31个省份的纯生产率效应和丹尼森效应发现,东部地区省份的两种效应普遍高于其他省份。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部省份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在保持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的基础上提高丹尼森效应,而西部地区的两种效应都有待提高。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及其特征——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采用shift—share方法，将中国制造业1985-2005年间的劳动生产率分解为内部增长效应、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结果发现，结构变动并没有显著促进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即“结构红利假说”现象并不显著存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增长效应，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化学原料和电气机械等重工业行业对其增长贡献最大。     

中国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变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大规模转移,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28．36％,“structural bonus”效应显著;到90年代,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趋缓,劳动力从工业向服务业转移加快,“structural bonus”效应和“structural burden”效应同时存在;加入WTO以后,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趋势迅速加强,就业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17．31％,“structural bonus”效应显著。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一直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     

环境规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 ——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39个工业行业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水平、前向、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没有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FDI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稳定;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会促进FDI垂直技术溢出效应。     

中国工业电力消耗结构效应和密度效应研究

运用Laspeyres分解技术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用电量进行分解分析,可以揭示工业电力消耗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的动态关系,也可以得出三类工业对工业用电增长影响的基本判断。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和节能战略的实施,我国工业电力消耗增长远远低于产出的增长,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使得我国工业电力消耗还有进一步的下降空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行业内部结构不断发生动态变化,细分行业电力需求的结构效应和密度效应对电力需求增长的影响也显现出不同特征。     

中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工业行业1999年～2003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和固定效应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部门中FDI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技术水平差别不大的竞争性行业中,内外资企业间的竞争有助于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这种竞争对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示范模仿行业中,FDI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正效应,不过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欠缺却削弱了技术溢出的正效应。     

能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增长模式转变——基于非参数生产前沿理论模型的上海数据实证分析

文章以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所组成的行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非参数环境生产前沿方法研究能源、环境约束下的上海工业增长模式转变,研究结论表明:上海的真实GDP增长率在1997-2004年一直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是2005年出现结构转折点,其后处于缓慢增长态势,近年来在能源、环境约束下,上海的真实工业GDP增长率水平向全国低值水平靠拢;从总体平均水平来看,上海工业效率近十余年来有所提高,尤其是对于具有高技术的行业和轻工业的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对于传统的重工业的效率在2006年都没有显著的提升;上海工业增长动力可划分为技术效率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要素投入效应,因此在资源、环境约束下,转变工业增长方式是上海工业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     

非农就业发展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探论

本文使用指数分解方法说明了非农就业发展的结构效应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动力,利用该方法的分解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发展的结构效应在整个改革时期呈“U”型发展轨迹,在上世纪90年代末跌入谷底,进入20世纪后高速反弹,而且地区间不同的结构效应可能是影响区域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原因。本文还就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发现非农就业发展是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来自我国东北3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将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纳入分析框架,分别建立全域和局域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东北地区城市工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东北34个城市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工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工业劳动生产率对工业集聚规模的依赖性较大;工业的集聚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拥挤效应。     

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较研究——基于浙江地区与国内外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劳动生产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内生型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实现收入翻番的基本支撑。处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浙江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也仅为美日韩等先进国家的1/4或1/5左右,劳动生产率提升较为滞后。在当前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抓住城镇化、信息化和全球生产制造方式变革机遇,注重发挥"三个效应",即追赶效应、丹尼森效应和鲍默效应,着力创造"劳动生产率红利",继续形成对发达经济体的较快追赶步伐和推动增长模式升级。     

中国就业“去工业化”成因测度分析

文章结合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法，定量分析了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总量和就业份额同时下降的成因。研究发现：劳动生产率效应主导了2013—2018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总量的下滑；劳动生产率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需求总量规模效应共同促成了中国2013—2018年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其中劳动生产率效应占主导作用。研究显示，增加值率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主导减少了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总量，劳动生产率效应主导减少了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就业总量。相比其他国家，增加值率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就业份额提升作用较弱。文章为定量研究就业“去工业化”提供切入视角与研究框架。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分析

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是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本文运用CES生产函数说明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理论联系.通过运用VAR方法和1978-2006年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经验研究显示,技术进步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的重要因素.从短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是负的,但从长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就业效应是正的.这说明,中国选择了一种适于就业增长的技术进步方式.中国应坚持劳动生产率和就业的协调增长,采用适合于中国现实经济的技术,并选择适当的技术进步速度.     

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1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滞后一期的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的“拥塞效应”和“集聚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第二,服务业集聚与人均GDP之间交叉相乘项不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第三,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均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另外,本文分区域研究了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分解及其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用非参数生产前沿方法将我国1978-2007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效率变化、技术变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变化的贡献四个部分,并用方差分解方法估算了各部分对地区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贡献,然后采用核密度分布方法分析了上述四个部分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以及三次产业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物质资本积累是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较小;(2)效率虽然对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却是工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3)技术是要素非中性的,且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有效劳均资本较高的地区。(4)1978-1992年期间,地区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而在1992-2007年期间,地区收入差距则主要来自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     

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行业国际竞争力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国际竞争力效应.结果表明,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于我国工业行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积极影响.当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差异时,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力的提升均有积极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正效应存在行业差异性,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竞争力提升效应要远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对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偏效应并不存在门槛条件,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行业国际竞争力会直接产生积极的正影响.     

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1978-2005)-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考察

依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一国经济追赶伴随的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相对增长”会派生本币实际汇率升值趋势。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各自增长、相对增长、国际比较增长等指标进行系统估测,发现上述结构性生产率指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推论一致的经验证据;利用人均或劳均产出等总量性生产率指标检验这一理论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解释力,则存在理论假说变量与度量指标选择不兼容的问题。     

FDI对苏粤本土工业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FDI流入较多的江苏、广东两省2002-2007年工业经济行业数据,从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层面比较了FDI对两省本土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江苏本土工业企业获得的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效果均优于广东;且两省本土工业企业获得的行业内溢出效应强度均大于行业间溢出效应。本文从两引资地的学习、消化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强弱、外资来源差异、外资投向不同和引资模式特点等方面比较剖析其原因,以期为这些地区乃至全国更好地利用FDI提供有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