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财政干预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目前我国的扶贫工作重点已由“消灭绝对贫困”转向“减轻相对贫困”,研究西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及财政干预减贫效应对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运用A-F双临界值法测算2011～2021年西部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财政干预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在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方面都有所缓解;在减贫效应方面,财政干预对推进西部地区的减贫工作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中国相对贫困线的设计:转移性支出的视角

中国在消除了绝对贫困、进行扶贫战略转型之际,可以继续分城乡或将城乡融为一体、同时在省级层面或全国层面设定相对贫困线.另外,相对贫困线可以设为收入中位数的60％或50％.因此中国在设定相对贫困线时共有8种可选方案.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并使用著名的FGT指标,本文旨在估算这些方案下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以及消除相对贫困所需要的转移性支出,为政府进行下一轮扶贫攻坚的体制机制安排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相对贫困发生率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村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总是最高的.城乡一体下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比城乡分开时更高,这时城镇内部的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低且增长缓慢;而城乡分开时,城镇内部的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且上升较快.如果完全依靠公共资源消除相对贫困,城乡一体下需要的总转移性支出要比城乡分开的高,这时城镇需要的转移性支出较小;而城乡分开时,城镇需要的转移性支出较大并超过农村.本文的政策建议为,中国在减贫战略转向相对贫困的初期可以在省级层面分城乡使用较低的、收入中位数的50％作为相对贫困线,将来可以过渡到城乡一体的和更高的相对贫困线.同时,要继续推进城镇化、市民化进程.     

贫困内涵及其测量方法新探索

目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贫困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收入范围,即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下,而且包括能力缺乏、社会排斥、健康状况差、缺乏医疗保健、缺少机会和权利等等。然而,与贫困的全方位理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的贫困测量还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的,因此,探索一种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因素在内的贫困测量方法成为一种挑战。     

全面脱贫后农村相对贫困标准界定方法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绝对贫困家庭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性作用。2020年我国即将决胜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要全面脱贫,贫困县实现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反贫困工作将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论文探索了从绝对贫困的瞄准扩展到相对贫困的瞄准过程,可以借鉴近年来不少地方已有的实践基础和成功经验,即把低保标准的1.5倍或2倍作为低收入标准,由此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概念,积极稳妥推进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家庭问题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测算与结构分解 ——基于CFPS 2018的实证研究

采用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多维贫困标准进行贫困识别对我国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运用A-F双临界值法,对我国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算及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将近10.9%的农户有三个以上的指标被剥夺,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家庭劳动力水平和灾难性医疗支出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度最高,是影响农户贫困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科学制定相对贫困的多维识别标准、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     

中国农村贫困线分析及贫困规模测算

贫困线是测量贫困人口、监测贫困范围及其发展趋势的重要依据,也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基础。我国政府在1986年实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首次建立了农村贫困线制度。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1985-2012年扶贫线,及其收入替代率和消费替代率,并运用世界银行开发的POVCAL软件,以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0%作为贫困线测算我国2005-2011年农村贫困人口规模。经过分析,认为我国1985-2007年的扶贫线仅仅是维持生存需求的绝对贫困线,2011年新扶贫标准体现了我国扶贫理念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变,并认为把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0%作为我国当前的贫困线是可行的选择。     

从“相对贫困”看因疫致贫

何为“相对贫困”2020年的中国社会已经登上全面小康的台阶,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应该是第一次在党的最高层次的文献中提及“相对贫困”的概念。相对贫困,其实并非如国内一般理解的那样,仅是一个比绝对贫困标准水平更高的贫困标准。譬如有人提出可以按社会平均收入的40%来定相对贫困标准,这是个误区。     

财政压力会影响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财政压力、财政支出结构与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10年教育支出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数据,运用AF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采用双重差分（DID）实证检验了因教育支出改革而形成的财政压力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了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农村民生性支出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农村生产性支出未起到遮掩作用。从异质性来看,财政压力对财政能力较弱地区影响更加明显;财政压力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而逐渐扩大,在k取值大于0.33时影响减弱。本文对于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农村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贫困测量应当采用多维测度

长期以来，贫困一直被理解为一种一维概念，即根据一个人维持基本生计所需的最低收入或消费水平（贫困线）作为判断其是否贫困的标准，也即经济上的贫困。这种测量方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英国。尽管许多国家不同时期都存在过范围较大、程度较深的贫困现象，却一直没有人尝试对贫困的程度进行计算，直到20世纪初期，英国人查尔斯·布斯（CharlesBooth）才试图划分界线以区分家庭收入是否足够，     

"保险+期货"推进规模性返贫风险防范的机制与路径

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是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重心已转向多维相对贫困,治理视角更加强调农户脱贫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也突出了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的紧迫性.     

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贫困测度与经济增长益贫性研究

本文利用FGT贫困指数分析了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贫困的动态演化特征,并借助减贫的收入、分配弹性以及贫困指数的Shapley分解,对海南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了量化测度。研究显示,海南省城镇居民绝对贫困持续缓解,但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海南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益贫性程度对外部政策变迁具有高敏感性。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构建对贫困人口包容性更强的产业结构体系是提升经济增长益贫度,实现稳健减贫的关键。     

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CHARLS2018数据,本文首先测算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标准下的城乡居民贫困脆弱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采用PSM法消除自选择偏误。研究结果表明,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报销和提高保障水平均显著降低了居民贫困脆弱性,且绝对贫困标准下的作用更大。利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内生性后,该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基本医疗保障对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健康异质性但无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降低自付医疗支出占家庭人均纯收入比重和减少灾难性医疗支出的发生概率是基本医疗保障降低居民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放宽报销条件、提高保障水平,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加快共同富裕进程。     

“气候智能”型世界并不遥远

世界银行发布最新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促进发展、减少贫困的同时转向低碳发展道路,但前提是高收入国家要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高收入国家也需要迅速行动起来减少碳足迹和推动替代能源开发,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城乡融合视域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探讨

我国取得消除绝对贫困伟大胜利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战胜利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要议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体现，又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要求。现阶段，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由此所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大、城乡发展不均衡、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问题是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难点。城乡融合视域下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路径：其一，加强相对贫困评估机制，构建长效目标机制；其二，破解城乡要素流动障碍，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其三，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其四，关注精神贫困，夯实脱贫意识。     

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与转移支付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多维贫困分析框架

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宏观上一个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否会影响到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从多维贫困的研究视角出发,利用CHNS数据库考察了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对贫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分层模型将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这种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相结合,探究了不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对转移支付减贫效应的影响,同时也与收入贫困框架下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就多维贫困来讲,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高的地区转移支付减贫效应有加强效果;转移支付对收入贫困的改善则不受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制约.     

基本消费支出视角下的“支出型贫困”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贫困研究的深入,"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者们的关注。从基本消费支出的角度来看,"支出型贫困"就是某一群体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支出大于其可支配收入,基本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则可以定义为"支出贫困指数"。利用江苏省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低保"群体依旧需要特别关注,其支出贫困指数远高于1并且还存在小幅提高的趋势;边缘困难群体的抗风险能力,其"支出贫困指数"略高于1,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等方法提高边缘困难群体的抗风险能力。     

小额信贷缓减农村贫困的效用研究——基于面板模型的分析

缓减贫困一直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政府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6个省市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定量研究农村小额信贷缓解农村贫困的效应。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的程度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为了更好地发挥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效应,应进一步放开小额信贷发展的约束成分,改进贫困农户贷款评级授信的方式,提高小额信贷缓减贫困的精确度。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绝对贫困已全部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日渐突出,已成为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减贫的主要目标。金融素养是影响行为主体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基于农户居民的金融素养与多维贫困测度,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金融素养对农村贫困治理的影响与作用路径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金融素养对农村贫困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通过推动农户创业、提高农户风险认知、降低农业信贷约束、提升商业保险参与度能有效治理农村相对贫困,提升金融素养是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之一。     

西部乡村女性多维相对贫困评价指标构建与治理路径研究——以贵州省德江县为例

目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但西部乡村女性的相对贫困问题仍然需要重点关注。本文从不同维度构建了西部乡村女性相对贫困评价指标,通过对贵州省德江县的实地走访得到的数据进行问题分析,旨在有针对性地研究多维视角下西部乡村女性的相对贫困,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帮助西部乡村女性缓解相对贫困问题。     

“加剧”还是“缓解”：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户家庭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CFPS数据和Logit模型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总体上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积极的改善效果,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从区域异质性看,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并且以中部地区尤为明显。从家庭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促使收入贫困农户、非融资约束农户、非土地流转农户、非组织参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并且对绝对贫困农户的促进效应要大于相对贫困农户。对非收入贫困户、土地流转户和组织参与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从户主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对户主健康家庭、自雇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对稳定受雇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