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变革,其自身的绿色属性和环境正外部性对加快构建绿色经济发展体系意义重大。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机制出发,选取2011—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影响,以及资源错配的中介作用和宏观经济要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此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重点城市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通过间接作用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宏观经济要素而言,政府管理能力和城市创新环境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中起到了强化作用,而传统金融的深化程度则对这一影响具有弱化作用。综上,应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稳步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也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适当监管和引导,通过优化创新生态环境等措施强化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选取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研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算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较高,但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我国2011—2020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水平在1以上,处于有效水平,其中东部、中部两个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其他地区。实证回归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根据结果提出因地制宜设立绿色金融发展策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应用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SBM—GML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式。研究发现:2011—2019年,技术效率提升拉动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加;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服务覆盖广度的扩大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建议采用政策鼓励和资金引导的方式提高技术效率对绿色低碳经济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提高绿色普惠金融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吗？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检验了我国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区域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处于该区域内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驱动作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市场地位高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国有企业、市场地位低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法,本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融资困境,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方向。本文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出现负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迅速发展,提高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从理论上搭建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框架,实证上基于2011—2018年25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加强企业家精神的空间溢出效应;（3）要素错配在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企业家精神的提升效果大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对等级更高城市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大于等级较低城市。     

数字普惠金融能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情况,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在考察期内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年均增长4.1%,但在考察期最后两年出现负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更加倾向于提高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各子维度中,覆盖广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单门槛效应,跨越一定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会增大,乘数效应更加明显。文章提出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制造业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以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用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从供应链金融的视角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会受企业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数字化程度等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带动供应链金融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等路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碳排放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区域技术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特别是数字支付服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显著,且该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加显著.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可通过降低区域碳排放,特别是第三产业碳排放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碳排放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区域技术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特别是数字支付服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显著,且该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加显著.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可通过降低区域碳排放,特别是第三产业碳排放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文章根据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上升趋势明显,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度总体提高,主要处于颉颃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度方面,大部分省份经历了由低度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转变,最终达到高级协调阶段的过程。此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水平,以及二者之间的耦合度、协调度,均是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对中西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给予政策扶持、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作用和加强区域合作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资源配置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资源配置结构优化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传导机制；（3）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对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强金融监管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得更充分。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融资约束理论视角,采用A股非金融民营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融资约束在其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地区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数字金融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成长期、第三产业和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尤为显著。本文结论对优化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启示。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使用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由空间溢出效应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相互作用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中介效应可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大于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所产生的间接影响.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与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

现代工业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绿色金融整体上正向促进了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改变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和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分时段回归发现,绿色金融能正向促进2012—2019年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正向促进2003—2011年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能显著提高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二,绿色金融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绿色金融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次之,对东北地区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绿色金融对大型城市的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中小型城市。第四,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发现:绿色金融能显著促进城市工业技术进步,不能显著促进城市工业规模效率和城市工业纯技术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助力高耗能、高排放工业项目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金融资源错配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证

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但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的资源错配问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选取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资源错配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体区分金融资源分配情况后发现,上述效应在金融资源分配不足时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金融资源错配会通过降低内部控制质量、加大非效率投资和抑制创新能力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拓展性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非效率投资与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规模大小以及所在区域的银行竞争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以及所在地区银行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为深化金融体系创新性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以及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参考与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等微宏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以及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效应上,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邻省域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相较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直接效应、空间效应的促进作用和溢出强度都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否改善资源错配？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我国2011—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各地资源错配指数,综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这一改善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错配特别是资本错配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对资源配置不足地区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对资源配置过度地区,尤其是资本过度配置地区的改善效果明显,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失衡成为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常态阶段,通过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机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选取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传导路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将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拉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并且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以缩小区域差距。     

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